百年五四 百年译学

华政副校长张明军教授在论坛上发表欢迎辞，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语》主编束定芳教授代表主办方发表致辞，华政教授、科研处处长屈文生担任本次论坛的主持人。外语学院党委书记余素青教授，副院长伍巧芳教授、宋丽珏副教授、徐浩老师，党委副书记王文胜老师以及外语学院师生等参加了本次会议。来自上海地区其他院校的教师也旁听了本次会议。

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华东政法大学校科研处处长

屈文生

屈文生教授首先介绍了与会的专家学者以及参会老师，他指出本次会议的召开恰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而翻译在新文化传播和思想解放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希望本次论坛的召开对翻译学科的发展起到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作用。本次会议的召开也体现了翻译学科的担当和历史责任感。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

张明军

张明军教授在欢迎辞中首先介绍了华东政法大学近几年的发展和外语学院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研上所取得的成绩，并感谢《外国语》编辑部、科研处和外语学院精心组织了这场高层论坛。他随后从五四运动的特殊纪念意义角度出发，认为翻译具有工具、思想和社会三大价值。他认为，没有翻译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没有马克思的传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没有新中国的建立就没有当今中国的发展与成就。希望翻译学科和与会的专家学者继续高举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继续贡献力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外国语》主编

束定芳

束定芳教授代表主办方对华东政法大学、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他简要介绍了论坛的缘起与发展，强调论坛的举办宗旨是为了推进翻译学科的研究与传播。束定芳教授认为今年适逢五四运动100周年，翻译学科的领军人物以此为题策划了本次论坛，意义非凡。五四运动是近代我国翻译高潮之一，今天我们透过五四运动来研究翻译的本质以及翻译与人类进步的关系，将有助于深化与拔高翻译学研究。今天我们齐聚华东政法大学这样一所建立在圣约翰大学基础上的高等学府，将会为本次论坛增添不同寻常的意义。最后，束定芳教授表示，希望本次论坛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推动中国翻译的发展。

五四运动、翻译与现代性

在2019年“五四青年节”的和煦阳光下，与会嘉宾们不断用带有历史厚重感的讲解，回顾百年译学的发展。本次论坛由三个场次的嘉宾发言组成。谢天振教授主持第一场“五四运动、翻译与现代性”的讨论。

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许钧

许钧教授围绕“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与语言问题”展开论述，指出五四运动是一场涉及语言、文学、文化与思想各个层面的革命运动，并结合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活动，从翻译的动机、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者的语用策略等方面深入探讨了翻译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和影响。许钧教授首先提出五四运动与翻译精神之间的关系。他表示，五四运动的翻译精神就是开放和创新。

之后，他指出，在中国翻译发展史上，五四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五四运动是一场语言、文学、文化与思想层面的革命运动，其中，语言是最根本的问题。任何一场改革或者革命，语言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翻译、语言、思维密不可分。许多文学家、思想家也是翻译家、语言学家。他认为路德的《圣经》翻译是一种对思想的解放和探索，使得宗教挣脱了束缚，进入大众视野，融入大众生活，由此人们开始对宗教的意义展开思考。与此同时，路德的《圣经》翻译也培育了民族语言。之后，法兰西也开始发展法兰西语言。由此可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翻译对语言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五四运动也与之类似。

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一场语言和思想的解放运动，在此时期，白话文、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不断发展，也相互促进。没有白话文，就没有新文学的产生，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思想、语言、翻译是密切相关的。许钧教授指出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总是与社会变革或思想文化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以他们在明确的翻译动机推进下所进行的翻译活动，起着推动社会变革或思想文化运动的积极作用。他以鲁迅的翻译活动为例，认为鲁迅不仅将翻译视为一种手段，其本身也是目的。历史语境下考虑，每一场改革运动，翻译是前锋，语言就是利器。当今时代，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必须要大力发展翻译，加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当代鲜活的思想介绍到国外，为人类文明贡献力量与智慧。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

王克非

王克非教授的演讲题目取自鲁迅先生的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演讲围绕思想、文学、语言三个角度评述了翻译在五四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和伟大功绩。在思想译介上，王克非教授以“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为例，认为尽管分析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通过《万国公报》刊载《大同学》章节开始传入中国，带来的是社会主义思潮和进化观，至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译介渐入高潮，于1920年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可以看出经由翻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历史过程，即从译介的源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

文学译介上，王克非教授以举例的方式论述了五四代表人物对翻译的认识，如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强调要更多地翻译外国文学名著；郑振铎将“翻译比作开窗”，把翻译作为推动文学发展的手段；茅盾认为“翻译的重要不亚于创作”，时人应当学习和采用外国文学的技术以发展中国自己的新文学。从五四前后文学书目的统计可以看出，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翻译对中国的新文学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就语言译介而言，鲁迅提出了“翻译和创作的平等性”，“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就是为了推动中国的新文学创作；朱自清在《新语言》中认为“现代中国文学所用语言大部分是所谓欧化的语言”；王力也认为“欧化的来源就是翻译，译品最容易欧化”。因此，在五四时期，欧化问题成为新文学语言改革的重要议题和五四时期知识界关注的焦点。胡适、矛盾、郑振铎、瞿秋白、傅斯年等学者表现出赞成语体上的欧化的倾向。欧化是五四时代背景下白话文运动的内在需求，而翻译是欧化的一个重要途经。

总而言之，从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来看五四时期，翻译输入所做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无可替代的。如果语言是一个承载文化信息的容器，那么正是翻译这个跨语言的搬迁，才使得无数域外语言容器的精华，汇入了汉语容器，成为我们语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外国语学院院长

廖七一

廖七一教授的演讲题目是《〈新青年〉与现代翻译规范》。廖七一教授首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翻译规范的问题，如规范形成的社会历史语境、形成的方式与过程、规范影响、传播的渠道等等，并介绍了廖七一教授关于翻译规范与五四运动、《新青年》之间的关系。《新青年》对翻译的影响，特别是对现代翻译规范的贡献，绝不亚于其他翻译期刊或以翻译为主的刊物。

对比研究相关的翻译文本，检视翻译家和批评家的论述，考查翻译范本的经典化与传播可以发现晚清翻译向现代翻译规范流变的轨迹。《新青年》同人虽然都是阅读晚清翻译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但是胡适、钱玄同、傅斯年等人对前辈的翻译提出了猛烈的抨击，甚至林纾、严复等影响深远的翻译大家也成为了尖锐批评的对象。针对晚清使用间接翻译、创译不分、译评合一以及翻译形态的高度中国化的翻译时尚，《新青年》同人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观，要求“只译名家著作”，坚持（忠实）直译，并使用白话表现形式，除此之外，他们还发表了大量的体现新兴翻译原则和观念的译作，堪称翻译规范演变的文化读本。

在这些译作中，除了主张白话应该成为现代生活的表意工具外，最明显的原则便是对忠实的支持，除了要求附寄原文，《新青年》还大量刊登隐含对照的译作，忠实程度大大超过之前的翻译，译作还包括诗歌、小说、戏剧，还有一般的哲学和社科著作，标志着译文与原著对等的质量标准开始确立。在短短的五、六年间，《新青年》开风气之先，引领了文学翻译的时代风潮，完成了从晚清翻译传统向现代翻译规范的转型。《新青年》同人借助西方科学民主思想、成功地掌握了有体制支持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使新的翻译时尚得到较广泛的认可。

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外国语学院院长

王东风

王东风教授围绕五四以降中国百年西诗汉译的诗学谱系研究，从诗学和谱系学两个方面考察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百年西诗汉译的历史。首先，王东风教授从历史的问题化开始，就百年西诗汉译的历史征程中出现的如“以顿代步”诗歌翻译方法、西方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从中穿插谱系学的史学研究方法，试图对百年诗歌翻译史的研究增加客观性和批评性。王东风教授表示希望带着问题进行史料整理和串联，结合知识考古式的研究方法，从而使人们对历史进程产生新的看法，留下反思和批判的哲学印记。

第二，王东风教授提到断代的问题化现象，认为百年西诗汉译可以分为三个相互关联交错的谱系阶段：旧诗化、自由化和顿代化翻译时期。在西诗汉译的过程中，诗体特征也呈现不同变体，但极少关注西方史学，以及译界的不重视理论使得实践环节上的方法探索进展缓慢。王东风教授认为以问题为导向的断代，可以在审视历史的时候在问题的牵引下看待历史现象，使研究者让我们对机构性的共识产生新的、批判性的认识。

最后，王教授讲到了偶像被问题化的情况，从谱系角度提出了“偶像级翻译家的诗歌翻译如实地向我们的读者传达了原诗的诗学品质吗？”的问题，认为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诗歌翻译的问题得到了掩盖，使得像节奏和声律等重要问题未得到应有探索和理论总结。王东风教授在最后号召，希望诗学翻译在微观和宏观上都进行客观和理论上的诗学评价，避免趋向唐德刚教授所说的“东施效颦”。

五四运动、翻译史与社会思想变迁

百年译学，引领社会思想的变迁。第二场“五四运动、翻译史与社会思想变迁”由王克非教授主持。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比较文学》主编

谢天振

谢天振教授首先介绍了家藏的圣约翰大学图书馆旧书胡适的《尝试集》，从这本藏书展开了他对重写翻译史的思路。谢天振教授提出，翻译史不仅是翻译的历史，这样的翻译史无法反映出翻译的本质及其特点，进而提出重写翻译史这一重要观点。他认为，由于翻译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家、跨学科等特征，因而对翻译史的梳理和描述也须具备上述特征，而非局限在某一语言、文化，固守于某一民族、国家或学科，因而要关注翻译在译入语语境中的接受、传播和影响，引入不同学科的视角以审视翻译。如此，便能全面、立体、深入地展现翻译行为和翻译实践活动的特点。

我国地域广阔、近代史错综复杂的面貌决定了翻译史的多元面貌，翻译活动因而呈现出不同的地域面貌，诸如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延安解放区的翻译、重庆陪都时期的翻译、东北沦陷区时期的翻译等，中国的翻译史应体现不尽相同的多元化面貌。

谢天振教授还认为，如今翻译史的编写不能仅满足于翻译史实的简单梳理，而应通过揭示翻译思想理念的变迁和发展，以更好地指导如今的翻译实践，包括译入与译出。对于一些被译界普遍接受的观点，如对严复“信达雅”的认识、对林译价值的认识等，也应站在如今的理论认识高度，展开新的阐释、分析。

最后，谢天振提及十分关注当今专家学者对翻译史的重写和研究，如赵稀方、廖七一、陆建德、董炳月等学者关于翻译史的著述，希冀通过对翻译史的研究和思考，使中华民族得见翻译的共性与成就。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学研究翻译中心副主任

王建开

王建开教授从文学翻译作为西方观念影响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媒介角度出发，以文学翻译的作用提出问题，自传统视角提出全新的观点，全面论述了文学翻译的作用。文学翻译之用不仅在革新文学传统，更在服务社会需求、政治目的。海外翻译学研究更加关注翻译与社会矛盾、种族冲突等现象以及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五四运动引发了文学革命，创造了又一次外国文学翻译的高峰，但其意义不仅限于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改造和对新文学的推动。

学术界通常注意到，五四时期文学译介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如小说地位的提高（林纾的翻译）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侦探文学、科幻文学和十四行诗以及文学写法、欧化改造。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五四前后的文学翻译有着更为重要的社会意义，促进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进步，因而通过文学翻译也得以窥见西方观念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产生影响的方式。其中，王建开教授以西学东渐的重要影响——妇女地位的提高为中心，列举五四期间中国作家和译者为此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王建开教授指出，五四运动政治上高举反帝旗帜捍卫国家主权，也反封建传统，并积极译介外来思想，革新了旧有观念、传统。五四运动不仅是文学革命运动，更是思想解放运动。因而，有必要结合宏观历史语境，挖掘文学翻译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迄今为止，关于五四翻译史研究多在文学传播等方面，忽略了译介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作用等问题，翻译史在这些方面大有可为。

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辉斌

何辉斌教授的演讲题目是“论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总体版图”。在演讲中，何辉斌教授首先回顾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指出外国理论、观点和视角的引入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即文化主体性缺失，导致创新性不足。西方理论的简单整理、传播，使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不利于本土理论的创新和世界级大师的培育。

何辉斌教授还介绍了著名语言学家齐普夫的“省力原则”，略谓人类的一般行动都基于省力原则之上，说话者和听者双方都想省力，使词语的使用次数和排名的位次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关系，两者相乘的积是一个常数，以词语的位次和使用次数为轴线的双对数表会出现一条几乎是45度的直线。这条齐普夫定律已经被用于书目研究，成为书目计量学的重要分枝。

何辉斌教授以《晚清戏曲小说目》《民国时期总书目》《全国总书目》《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1949—1986》为依据对20世纪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做了全面的统计，采用累加的方法，以位次为横向轴，以册数为纵向轴绘出双对数表，绘制出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曲线。除省力原则之外，文学著作的出版还深受费力原则的影响。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行为本身体现了审美的陌生化需求，是费力原则使然。外国文学作品的齐普夫曲线总体是朝外弯曲，这说明出版者、读者等试图拒绝有规律减少的模式，努力体现文学的多样性。

何辉斌教授认为，20世纪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也受到齐普夫定律的影响，所画齐普夫曲线是省力原则与费力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如能将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的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齐普夫曲线画出，或可找到世界文学翻译与传播的重要规律。

五四时期的中西交流

时代在前行，但五四的精神原旨历久弥新。第三场“五四时期的中西交流”由王东风教授主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蓝红军

蓝红军教授自五四运动后中国翻译思想自传统向现代转型出发，围绕三大问题展开探讨。他认为翻译思想是一定时代的思想和理念在翻译上的体现。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被视作传统和现代的分水岭，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翻译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全方位的冲击和影响。

蓝教授认为五四以后，中国翻译思想开始呈现质的变化。首先是从民族国家角度思考翻译之用。五四时期翻译思考问题域是五四之后中国翻译学者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有关翻译之用的讨论并非始于五四，关于翻译选材的论题亦非五四时期独有。但五四之后，中国的翻译思想不再是对传统译论中“如何译”认识的简单延续和扩展，它与晚清翻译思想的区别在于将翻译视为现代性建构的手段，开始自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思考“为何译”与“译何为”，人们意识到翻译的语言创新功能、文学创新功能、思想革命功能和社会建构功能，结合出版和传播讨论翻译的具体问题。

蓝教授随后谈到五四之后中国学者开始从现代知识分类角度探讨翻译之学，他认为对现代主义的追寻是五四运动的基本特征。五四之后，中国翻译学者开始展现出将翻译研究当成一门学科，开展翻译分类研究的意识，并开始从现代知识分类的角度认识翻译知识，如蒋振翼、吴曙天、杨镇华、黄嘉德等著名学者均参与了对翻译的讨论。蓝教授还提及蒋振翼的《翻译学通论》和梁启超对翻译史研究尤其是对佛经翻译史的贡献。

他认为，五四运动倡导的现代学术研究使翻译学者自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中走出，开始自现代知识分类的角度考察翻译之学，采用多种分析方法，分门别类地对待翻译知识，创立翻译史研究、术语建设等的分支研究领域，推动着国翻译研究向现代的转化。

蓝教授还指出，五四之后中国翻译学者开始以世界眼光看待翻译与多元文化，语言、文化、民族等方面是翻译所“跨”的基本维度，有关翻译的语言观、文化态度、民族身份意识等均是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适、梁启超等以现代学术的态度和方法对中国翻译史开展的研究有力论证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待传统文化的共同态度。蓝教授还提及五四后女性译者的崛起，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引入，推动中国性别方面的价值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

最后，蓝教授指出探讨五四运动在中国翻译思想史上的意义，不仅是为“回到历史的现场”，更在于认识、继承五四精神，自翻译的角度回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回应人类文明发展所提出的时代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宋莉华

宋莉华教授围绕近代来华传教士汉译小说展开讨论。首先解释了“近代”“传教士”“汉译小说”和“述略”等四大关键词。

所谓“汉译小说”，是指西方传教士用汉语译介的西方小说，不包括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外译部分及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汉译小说”与“翻译小说”“西方小说”有所区别，它是翻译文学的一部分，二者有相当的重合，但前者的范围较窄。

传教士汉译小说颠覆了当下对于中国翻译文学的认知。学界通常将清末民初作为汉译文学的开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韩南（Patrick Hanan）提出，1873年发表的《昕夕闲谈》（即英国作家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 1803-1873）的《夜与晨》）是第一部汉译小说。其实，早在1852年，礼贤会传教士叶纳清（Ferdinand Genähr）就将德国作家赫曼•保（Hermann Ball）的小说《十字架的魅力》（Thirza, order die Anziehungskraft des Kreuzes）译成了章回体小说《金屋型仪》。自此，传教士将大量西方小说译介到中国，提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和社会地位，转变了中国的小说观念。

至1895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发起小说征文，“求著时新小说”，呼唤新小说成为标志性的事件。传教士汉译小说的题材和类型与中国传统小说截然不同，将理想小说、成长小说、动物小说等新的小说类型引入中国，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小说在语言、体例、叙事技巧等多方面的变革。

自语言形态看，既有白话小说，也有半文半白的小说，既有用官话写作的，也有大量的方言小说，同时涉及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西南方言等类语言，如《天路历程》既有文理本，又有官话本、方言本。总之，汉译小说逐渐摒弃模仿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体例，采用倒叙、第一人称等叙述故事，对近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东南大学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

高圣兵

高圣兵教授从翻译思想的文史考证出发，结合翻译史及翻译思想研究的既有成果，简要概述了其自身关于翻译思想研究的设想，将翻译“理论家/思想家”看作一般翻译研究中的“译者/翻译家”的“隐喻式”，以思想家作为社会实践主体，文本作为客体，社会文化作为实践语境，通过文史考证，对翻译思想的发生和发展进行研究。新设想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构建翻译思想及翻译史研究话语体系，翻译思想研究与翻译史研究总体情况相比，翻译思想研究的目标和任务、对象和范围、方法和路径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联系该设想，高圣兵教授还提出如何定义翻译思想，如何确定研究目标，如何融合多种研究方法，如何构建研究框架，及如何经思想研究推动译学研究等研究问题。围绕“翻译思想”“文史考证”“文”“史”四个概念进行分析后，高圣兵教授对于翻译思想未来的建构提出了边考证边构建、边研究边完善的思路，构建系统性、术语性和科学性的基本构架的期许。

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华东政法大学校科研处处长

屈文生

屈文生教授以五四运动时期的法律外译为中心，概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和五四时期法律外译的动因。五四时期，在文学革命势头猛进之际，北洋政府悄然组织一项兹事体大的法律外译工程。

1917年北洋政府司法部设立翻译法律会，旨在将新近颁行的重要法律译成英文和法文，是为近代中国之首次。这一翻译工程的直接动因在于将中国法律改良的证据以各国熟知的语言展示出来，证明中国的法律制度已同西法一律，敦促各国履行在清末商约和华盛顿会议上做出的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承诺。屈文生教授在此特别提及王宠惠和郑天锡两位五四时期的重要人物，他们为中国法律的制定和外译做出了卓越贡献。尽管这一翻译活动未能如愿实现其最初的目标，但具有切实的反对侵略司法主权的意义，且为后继者的翻译实践和涉外法律争议的解决提供了一定基础。

屈文生教授最后指出，近代中国最早由政府组织的法律外译工程，与文学汉译本质无异，均具有反帝反封建意义，外译法律文本的动机不再是富含政治因素的废除治外法权，而是为了增进外国人对中国法律的了解，促进比较法研究的展开。

结  语

在五四青年节，经历一场回顾历史和社会变迁的文化盛宴别有一番情致。

本次翻译高层论坛的成功举办是对华东政法大学翻译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认可和鼓励，也是一场翻译界的学术盛事。与会专家围绕五四运动前后主要代表人物的翻译实践和研究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不仅展现了翻译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也凸显了翻译在历史进程中，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