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输入对话你大学里原先的专业方向其实并非法学，而是计算机。你是如何从“IT男”转变为一个法律人的？

赵宾：确实，学法律于我而言可算“半途出家”，虽然大学的专业是计算机，但我发现自己对此其实兴趣不大。在英国毕业后找工作，适逢高伟绅律师事务所（Clifford Chance LLP）招聘，最终录取了我。英国律所文化比较开放，并不拘泥于仅仅招收法律专业的学生，计算机编程与法律事务都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考虑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估计律所正是基于这点共通的特质而选择了我。他们出钱资助我又读了两年法学院，之后我便当了两年实习律师。

怎样的动因促使你回国发展？你又是怎样“加盟”上海企业法务研究会的？

赵宾：英国是高伟绅律师事务所的全球总部，有2000多号律师，但其中只有少数律师不是白人，因此我认为自己很难在这里更进一步，于是决定回香港发展，后来，我又成了在香港工作时客户爱生雅集团的亚太区法务总监。再之后，我遇见了胡莹，彼时她已经为上海企业法务研究会做了很多事务性的工作，而我更多地会考虑长远规划、绘制未来蓝图。为了推动中国法务群体的发展及法治理念的健全，我“加盟”了上海企业法务研究会。

你认为当下的中国法务人群存在什么显著问题？

赵宾：中国法务人群的状态和国外有显著区别。在法治发展健全成熟的欧美国家，极少看到初级律师承担法务之职，一般情况下，至少需要三至五年的历练方能胜任。而在中国，常见企业让刚毕业的职场新人当法务，由于对这块工作不够重视，又会导致法务本人及其直属领导不知究竟在业务范畴内该做些什么。此外，中国的法务人群未被纳入大法律体系，既缺行业组织，又乏监管机构，更少社会支持。我曾亲眼目睹中国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的自然保护区采矿，忽视国际规则；我甚至还听闻有家公司的老板直接对小法务说，“你就负责给法院送送钱吧”，简直荒谬。社会发展除了政治、经济、文化要跟上之外，法治发展不可缺位，否则恐怕大乱。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即便是赌场也要讲究规则，何况国家。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长此以往，法务个人发展、行业发展都将陷入泥淖。

既然发现问题，便要解决问题。谁来指导初级法务人群？法务行业应该呈现怎样的生态？

赵宾：上海企业法务研究会就起到了辅导初级法务的作用，我们希望在法治建设、法律理念、法律人责任方面对初级和中级法务有所助益。法务可以在此平台上起步，凝聚成职业共同体。现在我会针对“初级法务入行第一年需要做些什么、会碰到什么疑问”分若干主题开设课程，包括如何书写电邮、如何归档文件等等。一方面研究会在“传道授业”，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形成法务社群，让法务与法务之间互相帮助、切磋。我们对这个行业有憧憬，希望它能发展得更健全、理想。宏观层面展望，研究会希望为中国的法治建设贡献力量，正如律新社希望为中国的法律类媒体报道贡献力量一样。

除了在上海企业法务研究会授课，据闻你还一直在外“发光发热”开设法律类课程，听众中有高校学子也有企业老总？

赵宾：是的。我自己多年来精专于并购业务，所以擅讲此类课程。比如上海市商委接到了中央要求培养企业“走出去”人才的任务，特邀金融、能源、法律各个领域的几十余名专家从各自专业角度剖析“走出去”注意事项，我是其中之一，负责教授国企、民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如何进行并购业务。这可是实战，不是拿个证书镀金了事的，所以各方都很慎重。不过，我发现大家都没经验，不知道问题从何问起，亟待系统的课程阐述。做并购好像学游泳，必须实践。我和冯国栋（中国航天上海航天局法律事务处副处长）、雷霆（妮维雅中国法务总监）、杨继永另外在上海交通大学专门开设了“并购法律实务与沙盘演练”法律实务课程，让同学们在模拟并购案中分别代表收购方、被收购方、关联方、职业经理人展开博弈。这是我们的创新实验，结果反响极佳，互动非常热烈，有望成为精品课程。此外，我也讲过董事会治理课程及环保、教育方面的课程。

说到教育，也是你一直关注的话题。翻阅你的微信朋友圈，有很多关于“支教中国2.0”和“世界联合学院（UWC）”的内容，能否展开谈谈？

赵宾：我年轻的时候曾利用寒暑假时间去农村支教，因为感同身受，所以认为短时间的支教意义不大。试想，孩子们才对你熟悉，开始不舍，你却要离去，接下来这些孩子该怎么办呢？这是典型的“1.0式”做法，而“支教中国2.0”，运用远程教室的方式为边缘儿童提供可持续的陪伴和教育。我们的“支教中国2.0”代表了技术的创新，通过成熟的互联网技术、合适的应用软件、普及的宽带网络，将志愿者与孩子间的距离从万水千山缩减到“一屏之隔”；“支教中国2.0”还代表了理念的升级，远程教室的目的不是教会孩子解答多少数学题、背诵多少英文单词，我们更注重不同背景人群间跨文化的沟通和融合。艾滋家庭儿童，灾区残疾、失亲儿童，欠发达／教育资源贫乏地区留守儿童都是我们的受助对象。起初我们靠口碑宣传在朋友圈招募志愿者，现在则希望找一些高中生教小学生——这可以一举两得，既传授了知识，又激发了“小老师”们学习信心与兴趣。我们会在起步阶段多介入一些，待孩子们状态上升、补助资金到位、当地老师的积极性不断被发掘，就让其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上网找课程。如今，甘肃平凉韩家沟小学远程教室已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预备将其示范点效应辐射至周边小学，让教育部看到“平凉模式”可以解决教育资源不平等的问题。当然，我们惟愿“支教中国2.0”变成“支教世界2.0”，比如可在非洲偏远小国践行。互联网能够联接教育资源与需求，不受地域、文化的限制。

再说UWC。20年前，我毕业于UWC香港分校，对UWC特别有校友感情。UWC是国际学校组织，目前在世界各地设有15所分校，每所分校有300-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约80个国家的学生，好似小型联合国。像常熟分校今年开学，就有120多位来自55个国家的同学齐聚一堂，最远的从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赶来。UWC的教育理念是把世界各国的孩子汇集在一起，即便来自敌对国家，也要在这里打破隔阂与偏见。我现在负责中国区的招生工作，而对UWC而言，学生不一定非富即贵，我们采取网上报名、公开公平的原则，希望找到对多元文化感兴趣、有一点理想主义又具备实践能力、将来能够改变世界的人。学校不问背景择优录取学生，等学生入读后再视其家庭计算学费，为有需要者提供全额奖学金。UWC注重孩子们的潜力，注重他们如何利用好已有资源表现自己。毫不夸张的说，UWC是世界上最好的高中之一，我们还提供戴维斯奖学金：只要你从UWC毕业，凡考入全美排名前90的大学，学费不足的部分都可以奖学金垫付。

你的教育理念似乎也体现了你对跨文化沟通的关注，而且，你时不时“周游列国”，体察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是特别享受跨文化的交融磨合吗？

赵宾：我喜欢旅游，喜欢开眼看世界。最近我刚从伊朗归来，那边的设拉子古城（Shiraz）很美，葡萄尤其出名，可惜伊斯兰国家禁酒。不过，当年法国人引进了设拉子葡萄后风靡欧洲，所以现在世界各地都有设拉子葡萄酿出的葡萄酒。我这次回来还特意举办了伊朗见闻分享会，大家品鉴香料、地毯，啜饮同一年份、但来自不同地域的设拉子葡萄酒，气氛非常愉快。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可能性，而对不同文化怎么解读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我向来很感兴趣。比如我自认是个比较偏西方思维的人，觉得东方儒家式思维习惯把“人”看得很重，西方柏拉图式思维则追求理想境界——这件事情应如何进行，我应如何解决。东方社会讲关系，讲人情；西方社会讲合规，讲法治；不能一概而论孰是孰非，视具体语境而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