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家事法学术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上海市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共同主办，上海市张江公证处、中伦律师事务所协办。本次研讨会以“《民法典》家庭法的理解与适用”为主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苏州大学、中国计量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的学者，以及来自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张江公证处、中伦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的实务专家，共计八十余人通过线上及线下的方式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律新社受邀全程参与本次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龙翼飞教授首先代表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向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祝贺，向克服万难为本次研讨会顺利举办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专家和会务组同志们表示崇高敬意，向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的各位同仁表示由衷感谢。他指出，今天举行的第五届家事法学术研讨会，将进行演讲的各位嘉宾，都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法学理论大家和工作卓有成效的法律实务专家。本次会议中各位专家的演讲内容丰富，理论水平高，学术思想富有启发性，立法建议和司法解释建议十分务实。龙翼飞教授表示，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够尽早转化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动力，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早日实现，造福于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维护好人民群众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合法权益。龙教授还提及，今天的参会论文都是婚姻家庭法学领域的佳作，期待能够这些佳作在会后能够汇编成文集在全国进行传播。最后，他预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

上海市张江公证处张磊主任对第五届家事法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近年来家事领域业务呈现多样化趋势，人民群众对财产传承的需求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生了不同变化，张江公证处从近年来一直在积极推进家事信托登记中心的成立。也希望能够依托上海财经大学的科研教学力量，推进建设家事信托登记中心。最后，他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会议主要分五个单元。

第二位报告人为厦门大学法学院何丽新教授，其报告的题目为“民法典赡养义务的养老保障体系化”。她认为，立法将赡养义务体系化的背景下，相对应的解释论尚付阙如，这影响到赡养义务制度目标的实现。《民法典》第26条规定的赡养义务是养老保障体系的体现，“以被赡养人中心”应作为解释第26条规定的赡养义务的核心理念。应当积极应对老龄化，并对保护以及赡养义务进行扩张解释。赡养不仅仅是物质性赡养，还包括精神性赡养、扶助和保护等内涵。

第三位报告人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民法研究所缪宇副教授，其报告的题目为“合同未获追认时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缔约过失责任”。他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了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的，如果该合同未获法定代理人追认，善意相对人可以要求具有故意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此外，法定代理人知道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后未及时拒绝追认的，对善意相对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将善意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恢复到及时告知时的状态。

在四位发言人的精彩报告结束后，进入与谈环节。

第一位与谈人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李昊教授。李昊教授首先就本单元报告的主题类型和案例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其次指出房绍坤教授和何丽新教授的论文均未明确在法律适用上的不同后果，还可再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细化。再次，对于邓丽副研究员的报告，李昊教授从被监护人为成年人的情形以及使用领域法范畴所欲实现的目的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最后，对于缪宇副教授的报告，李昊教授肯定了报告中对于中德制度设计不同之处的认识，并从限制行为能力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前提、缔约过失责任仍须考虑责任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过失的判断标准以及法定代理人责任与限制行为能力人要承担的缔约过失责任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了疑问。

第二位与谈人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纪海龙副教授。对于何丽新教授的报告，纪海龙副教授从构成要件加法律后果的分析框架、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的区分以及案例的类型化、场景化、具体化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缪宇副教授的报告，纪海龙副教授认为，缪宇老师虽然看到了中国行为能力制度和德国行为能力制度的不同，却在整个论文的分析中忽视了二者的不同。对于邓丽副研究员的报告，纪海龙副教授认为，不能单纯依靠生活事实或生活领域来划分法律部门，否则法律部门的划分将会是无限的。

第三位与谈人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庭程小勇副庭长。对于房绍坤教授的报告，程小勇副庭长从《民法典》第1072条第2款和继承编解释（一）第15条的适用的角度提出两点疑惑。此外，程小勇副庭长认为，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应当是一种有条件的转化的关系。对于何丽新教授的报告，程小勇副庭长认为，如果把全面义务作为一种法定的义务来衡量，可能会架空婚姻家庭法中关于赡养的权利义务的规定。

第三位报告人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姚明斌教授，其报告的题目为“彩礼返还请求权的规范构造”。他提出，彩礼给付的规范性质为目的性给付，彩礼返还请求权属于目的不达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其中，男方的给付目的具有“集合”属性。法律效果层面，女方须返还与给付目的未实现范围相对应的彩礼。“给付方生活困难”因素的正当性，应在目的不达不当得利框架中理解。当事人过错不应作为影响彩礼返还的因素。若彩礼已被消耗，则应体系化适用“得利丧失”规则，对彩礼返还数额作相应的扣减。

在本单元的自由讨论环节，复旦大学法学院汪倪杰老师针对议题发表了看法。

第三单元的议题为“夫妻财产法”，由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钱玉林教授主持。

第一位报告人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汪洋副教授，其报告的题目为“貌离神合：家庭财产法对传统家庭观念的呈现”。首先，他指出婚姻家庭继承法是民法典体现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在我国的法律史学界和民法学界迄今为止欠缺对该主题的整体思考和深入探讨。其次，他总结现今大多数制度的出发点其实都是秉持家庭利益最大化功能为目标，同时兼顾家庭成员的个人自由。再次，他从家庭观念流变史、家庭财产规范结构、夫妻财产与债务、家庭财产分割与传承四个方面对对文章的内容进行详细介绍。最后，他抛出文章留出的探讨空间：如何将个人所有权、赠与以及遗嘱自由这三个具体制度与家庭范围内的保护男女平等相结合。

第二位报告人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石一峰副教授，其报告的题目为“离婚诉讼中股票期权的分割”。首先，他强调期权是一种未来型收益，在离婚析产时容易出现利益归属的争议。其次，他通过比较法的例子说明家庭成员贡献对于财产分割比重的重要性。再次，他给出了期权利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占比例的计算公式以及解决涉及分割计算中的税负扣减问题的方法。最后，他指出离婚诉讼中股票期权的分割同时要需要考虑公司利益。

第三位与谈人是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家少庭熊燕法官。她重点评述了石一峰老师的报告。首先，她指出股票期权的贡献理论在实践中经常涉及，期权财产和利益的认定是一个难题。其次，她提出两点疑问，其一，期权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抑或个人财产；其二，若期权中包含婚姻存续期间的劳动利益，如何判断夫妻共同财产的对象及范围。再次，她认为文中公式中的概念及其来源有进一步解释的空间。此外，文中提到的税费扣除与前述公式如何进行一个体系化的协调也值得考量。

钱玉林教授认为，首先，家庭观念下构造的财产一定是不同于物权法上以独立人格来构建财产的概念，因此他赞同王战涛老师和汪洋老师的基本立场。其次，期权不同于库存股权，库存股权往往用作激励公司员工。最后，对于期权而言，其价值不确定因素较大，行权也可能造成亏损，不能一般性地概括利益归属规则，应当结合个案分析。

第四单元的议题为“夫妻债务法”，由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法学》编辑部副主编袁发强老师主持。

第一位报告人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刘征峰副教授，其报告的题目为“被误解和误用的家事代理——《民法典》家事代理规范体系基点再阐释”。首先，他以扶养义务外化为例，澄清了家事代理与共同债务的关系。其次，他强调不同财产制背景下，家事代理制度的适用存在差别性。其中，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形成的连带债务，不是共同财产制下专有连带债务的类型。再次，他指出家事代理与代理制度不可相提并论，也不能混淆默示统一处分和家事代理。最后，他指出，家事代理既不包含信赖保护的规范目的，也不能承担信赖保护的重任。

第二位报告人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叶名怡教授，其报告的题目为“所谓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他指出，我国实证法坚持“共债即连带”，这决定了在解释论上应对夫妻共债从严认定。生产经营型夫妻共债的正当性基础虽包括共同受益论，但绝不可将其泛化成共债判定标准以至于架空具体共债类型。他认为，《民法典》第1064条中关于“用于”的判定标准，应抛弃受益说而改采用途说。《民法典》将债务利益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债权人诚属正确，但非举债方亦负相应的具体化义务。

第三位报告人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庭潘静波法官，其报告的题目为“家事审判实践中的几点困惑与思考”。首先，他指出，根据继承编解释（一）第24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仅为与继承人存在经济往来关系的人，继承人的亲属是否包含在内，立法者未置可否。其次，他点明如果把较大范围的亲属都界定为利害关系人，则容易导致遗嘱轻易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况发生。最后，他认为，在涉及抚养纠纷时，为实现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应当多角度问询未成年人的意愿，以求得其本意，此外，也要优先考虑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稳定的学习生活环境。

在三位发言人的精彩报告结束后，进入与谈环节。

第一位与谈人是中国计量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法学院陈永强教授。对于刘征峰副教授的论文，他认为如何界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类型化的梳理是很有益的。不过，在《民法典》1060条的解释论上，关于“对夫妻双方发生法律效力”的理解应当进一步明确。并且，对于家事代理制度应当去名求实，不可生搬硬套代理制度。对于叶名怡教授的论文，他提出，叶教授的观点大体上值得赞同，但关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与夫妻共同生活的关系，还应进一步深入讨论。对于潘静波法官的报告，他认为，实践中夫妻双方因离婚抢夺孩子的现象较为常见，对于抚养权的归属，不仅要考虑法律的规定，还应注重家庭伦理因素。

第二位与谈人是复旦大学法学院班天可副教授。对于刘征峰副教授的论文，他认为，该论文可以聚焦问题，在形式上对论文的体例安排进行一定的优化；就论文内容，他认为家事代理权的本质不关乎信赖保护制度，也不关乎财产管理权制度，它实际上是一个扶养义务的外化。对于叶名怡教授的论文，他表示支持叶教授的观点，但在特定情境下如何确定有限责任值得进一步探究。对于潘静波法官的报告，他认为，继承编解释（一）第24条中的“利害关系人”的界定，范围不宜过窄，否则会导致见证人的泛滥，在公证遗嘱最高证据效力被移除的背景下，容易出现假遗嘱情况。此外，在涉及抚养权争议的案件中，除了要考虑未成年人的利益，也要重视亲属权利。

第三位与谈人是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李贝副教授。关于刘征峰副教授的论文，他指出，该论文法教义学特色鲜明，对相关概念的梳理也十分清晰。不过，在现代社会中仍将家事代理的基础归结为扶养义务的外化，可能会面临很多解释论上的难题。针对叶名怡教授的论文，他首先肯定了叶教授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选题，并且，叶教授对一些前提问题的澄清是十分必要的。但就论文的具体观点，李贝副教授认为，其一，在我国实证法上，并非不存在将夫妻共同债务解释为连带债务之外的其他责任方式的可能性；其二，“合意型的共债”与“客观用途论下的共债”，两者究竟如何区分应进一步思考。关于潘法官的报告，李贝副教授认为，关于遗嘱形式的补正，应当回归到法定形式所要实现的功能上来考量，此外还应避免利益冲突。对于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的无偿转让财产行为，并不适宜用债权人撤销权来解决。

第四位报告人为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贾明军律师，其报告的题目为“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应诉与遗产管理的流程与思考——以浦东首例指定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案为例”。贾明军律师指出，法院指定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仅是后续民政部门工作的开端，在实践中，民政部门并未准备好迎接担任遗产管理人这一新变化，相关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接着贾律师提出，民政部门履行遗产管理职责时多借鉴破产管理的程序，但在民政部门接手并处理遗产的过程中，仍存在法院诉讼程序与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公告程序之间的衔接不畅、难以全面了解与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报酬的具体实现方式不明以及律师事务所能否成为遗产管理人存疑等问题，具体流程的细化需要学界与实务界共同推进。

第一位与谈人为同济大学法学院徐文海副教授。关于张芸副教授的报告，徐文海副教授认为，报告中所提到的同案不同判的两个案例，可能并不属于同案不同判的范畴。由此其提出，张芸副教授文章中所涉及的问题更多是证据法上的问题。针对王葆莳教授的文章，徐文海副教授指出，与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情形有明显不同，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前提是不存在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明确放弃继承，因此更加关注与债权人的对抗与平衡，出发点的不同导致在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时，制度设计应有相应调整。另外，徐文海教授认为，对于民政部门主动担任遗产管理人以及其担任遗产管理人时的处分权等问题，持更审慎态度为宜，对于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如何取得报酬，仍有再继续讨论的空间。

第四位与谈人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家少庭奚少君法官。奚少君法官首先就贾明军律师的报告指出，该“浦东首例指定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案”还有更多细节问题可予以讨论，并认为，在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方面，立法与司法实践应同时发力，同步完善。另外，法院在公告期、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细节问题等方面可以有所作为，尤其是关于公告期的确定、遗产管理人的撤销、变更与恢复以及遗产管理人的权利等细节。

在本单元的自由讨论环节，华东政法大学学法律学院姚明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李贝副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班天可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袁发强教授以及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郝振江教授对议题发表了看法。

姚明斌教授认为，合同领域尤其是债权合同的形式与遗嘱行为中的形式，在功能上存在差异。另外，欠缺法定形式的遗嘱应当为不成立，而非不生效。姚明斌教授举例说明了遗嘱的成立与生效之间的不同，并认为在遗嘱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的话题下，还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李贝副教授就姚明斌教授所举的例子提出，在分析遗嘱内容时，隐含的内容亦同样重要，比如所立的在后的遗嘱可能间接表达了要撤回第一份遗嘱的意思，遗嘱当中“将房产赠与婚外情人”的法效果被认为是不伦的，但其要撤回第一份遗嘱的意思并不存在此种不伦，因此不生效也只能是部分的不生效。

袁发强教授认为，在涉外案件中，尽量使遗嘱有效是国际私法中的重要原则。然而在不涉外的案件中，却似乎并未向“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尽可能使遗嘱有效”的目标前进，反而时常限制遗嘱效力。另外，关于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细节问题，袁发强教授指出，该问题的答案或许应从民诉法中寻找，有诸多细节等待民诉法予以回应与解决。

郝振江教授认为，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还存在难以收集遗产、遗产管理程序结束后遗产管理人仍难脱身等问题。民法中关于遗产管理人问题的讨论，应与民诉法相联系与衔接，而目前《民法典》第1145条只规定了谁来担任遗产管理人的问题，但之后如何具体落实以及程序上如何衔接，并未有明确的方案。

最后，“第五届家事法学术研讨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