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务的每一次创新，都是对建筑业健康发展的一次有力护航。
在看似繁荣的建筑行业背后，隐藏着诸多行业危机与法律风险。根据 202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00280亿元，比上年下降10.6%，其中，住宅投资76040亿元，下降10.5%。2024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733247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12.7%。其中，住宅施工面积513330万平方米，下降13.1%。房屋新开工面积73893万平方米，下降23.0%。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53660万平方米，下降23.0%。房屋竣工面积73743万平方米，下降27.7%。其中，住宅竣工面积53741万平方米，下降27.4%。由此带来的是建筑企业破产数量激增、负债率飙升，商票兑付危机、垫资黑洞以及供应链连锁反应等问题层出不穷，导致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数量不断攀升。然而，在这场“诉讼大战”中，东阳模式以其独特的“律师调解员+共享法庭”协同机制，成功实现了从传统诉讼模式到“诉前分流”的转变，为建工企业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
2024年12月，律新社研究中心启动《精品法律服务品牌指南（2024）：建设工程领域》调研，通过深入探讨了建筑行业面临的隐性成本问题，并介绍“东阳模式”的逆袭之路，同时提出了建工律师服务的四维创新图谱，为建筑行业的风险防控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案。
（一）“光鲜”数据背后的“隐痛”
近年来，受到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增速稳定的影响，我国建筑行业呈现出一系列光鲜的数据。据媒体报道，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4 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经初步核算，2024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349084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5.0%；全国建筑业总产值 326501 亿元，同比增长 3.9％。【1】然而，在这看似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另一组数字。2024年全国建筑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36.8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0.6%。相较于2023年全国建筑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151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5%。相比2024年建筑业总产值增长放缓，建筑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进一步下降明显。【1】
而更加不容忽视的是近年建筑行业负债率在迅速提高，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23年末，我国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522994.4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52.8%；但是负债合计366726.5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64.4%。【2】这一数据的结果造就的是自2022年至2024年我国建筑工程企业的破产数量形成几何型增长。根据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建筑建材企业破产数量达613家，其中曾入选“2021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具有特级建筑资质的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受房地产开发企业拖累出现债务危机被法院裁定重整。【3】到2023年全国则超过2300家建筑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重整。【4】又根据全国破产重组网发布的数据，2024年1至11月期间，全国建筑企业破产重整的案例数量已超过2400家，【5】其中包含重庆中科建设（房建特级）、河南省国基建设集团（双特资质）等头部企业。【6】【7】
从上述数据不难发现，尽管中国建筑业显示出行业的表面繁荣，但一些关键指标揭示了行业内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财务状况的恶化直接导致了建筑企业破产数量的激增。这表明，虽然建筑业整体数据看似积极，但行业内部正面临严重的挑战和危机。同时，根据2025年1月份的统计，全国破产重整的建筑企业就有133家，反映出行业系统性风险已从下游房地产企业正向施工方蔓延乃至至全产业链。【8】
（二）11.8万件建工官司的隐性成本
然而与上述数据相比更加有趣的是，律新社研究中心通过北大法宝数据检索显示，2024年全国民事纠纷案件数量为327万余件，其中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达118467件，占民事案件总量的3.6%。结合2022年全国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数量为166796件以及2023年全国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122365件的数据相比，可以发现全国法院作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民事裁判文书数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这一数据仅是已进入司法程序的纠纷，表明其背后隐藏的未诉矛盾更为庞大。根据河南省对两级法院2024年1-2月份的数据统计，涉企案件从立案、一审、上诉移转、二审平均用时为107.66天，调解平均率为22.71%。结合建工企业的破产往往伴随数亿元债务违约，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数量可能占债务总量不足五成，且大量中小供应商因诉讼成本高企、执行周期漫长而选择放弃司法救济，而选择私下协商或债务核销。
建筑业的隐性成本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商票兑付危机，根据相关报道显示恒大暴雷后商票兑付率不足5%，南通六建等企业因此被拖垮；二是垫资黑洞，佛山某总包企业为承接项目抵押厂房贷款1.2亿元垫资，最终因烂尾导致破产；三是供应链连锁反应，2024年建筑业贷款不良率攀升至7.8%，银行授信缩减42%，导致材料商账期从90天延长至180天，形成“三角债”恶性循环。【9】
（三）从“三角债”到“优先受偿权”——工程款拖欠的司法迷局
建设工程款拖欠问题已从单一合同纠纷演变为系统性司法困局。根据媒体报道暴雷房企平均拖欠工程款周期达28个月，建筑企业坏账率突破18%，但在法律层面，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与消费者购房权、银行抵押权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9】以“保交楼”专项资金执行为例，某安装工程公司胜诉后，因B房地产公司监管账户资金被划拨用于保交楼，导致1000余万元工程款无法执行，凸显法律保护顺位的现实困境。【10】
1.三角债的形成与固化
建筑业特有的“总包-分包-供应商”链条催生多层债务嵌套。根据江苏省南京市江宁法院公开发布信息来看，2021-2024年审结的2855件建工案件显示，占比前三位的分别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合计占比达85%，这三类合同纠纷极易形成“债务击鼓传花”。【11】司法实践中，债权人常陷入“打赢官司拿不到钱”的窘境。
2.优先受偿权的制度性矛盾
《民法典》第807条虽明确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但在“保交楼”政策执行中，该权利常让位于购房者生存权。根据住建部发布的截至2024年全国已交付285万套保交楼项目，【12】但根据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法发〔2022〕2号），监管账户资金在完成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前不得扣划，直接导致工程款债权执行顺位后移，这一规则导致工程款债权沦为次级债务。这种制度冲突直接拉低工程款诉讼意愿。
（一）从“诉讼大战”到“诉前分流”
在浙江东阳市，一场关于建设工程法律服务行业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传统的诉讼模式，往往伴随着漫长的诉讼周期、高昂的诉讼成本以及复杂的法律程序，给建工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然而，东阳市通过创新性地引入“律师调解员+共享法庭”的协同机制，成功实现了从“诉讼大战”到“诉前分流”的转变，为建工企业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13】
1.“律师调解员+共享法庭”的协同机制
浙江东阳市的“律师调解员+共享法庭”模式（配备专职调解员3名，律师兼职调解员18名），是一种将律师的专业调解能力与法院的司法资源有机结合的创新机制。具体来说，该模式依托村社、矛调中心等场所原有的信息化设备和场地，通过整合律师调解员和法院的力量，为建工企业提供线上调解、远程开庭、巡回审判、法治宣传等全方位的司法服务。
律师调解员作为专业的法律从业者，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他们能够在纠纷发生初期，及时介入并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和调解方案，有效避免纠纷的进一步升级。而共享法庭则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了线上调解和远程开庭等功能，大大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
2.传统诉讼模式与“东阳模式”的效率与成本差异
与传统诉讼模式相比，“东阳模式”在效率和成本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传统诉讼模式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诉讼周期，包括立案、开庭、判决等多个环节，不仅耗时耗力，而且成本高昂。而东阳模式则通过诉前分流的方式，将大量纠纷在诉讼之前得到有效解决，大大缩短了纠纷解决的时间。
此外，“东阳模式”还通过整合律师调解员和法院的力量，实现了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传统诉讼模式下，法院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处理纠纷案件。而在“东阳模式”下，通过律师调解员的介入和共享法庭的利用，法院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复杂案件的审理中，提高了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
（二）半公益调解如何破解“企业付费困境”
“东阳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半公益调解”方式的成功实践。该模式在2024年获得浙江省营商环境“微改革”案例认证，其核心创新在于通过多元资金池和替代性服务定价，突破传统调解中企业付费意愿低、财政补贴不可持续的瓶颈。【13】
1. 分层付费机制与奖补激励
在此模式下，调解中心将案件按标的额和复杂程度划分为四档：
同时，设置单个案件调解员奖补300元-1万元，疑难案件额外增加至1万元，这一设计使调解员人均年收入从5.8万元提升至12.3万元，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加入。
2.替代性成本控制技术
东阳在工程结算争议中引入造价管理协会专家出具咨询意见，替代司法鉴定程序。此项技术使调解中的技术争议解决成本降低84%，周期缩短75%，成为企业选择调解的关键动因。
3.行业生态反哺机制
调解中心的可持续性还依赖于对建筑产业链的深度绑定。例如，特级资质企业可通过预付年度调解服务包（10万-50万元/年）享受优先调解、专属法律培训等服务；中小供应商则通过加入行业协会获得调解费折扣。2024年，东阳建筑企业通过调解避免的信用评级下降、投标资格丧失等间接损失达23.7亿元，这一数据反向推动企业主动付费参与调解生态建设。
（一）全周期合规：建工企业的“法律体检”
在建设工程领域，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建工企业面临着日益复杂的法律环境和风险挑战。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建工企业亟需一种全新的法律服务模式——全周期合规服务，以实现对法律风险的全面防控和有效管理。其中，全生命周期法律体检作为全周期合规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建工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见表1）。
在实现全生命周期法律体检的路径上，建工企业可以通过系统化的步骤来实现全面的法律风险管理（见表2）。
表2：全生命周期法律体检的实施路径
此外，通过多个维度的比较，传统法律服务与全周期合规服务有着较大的差别。传统法律服务主要侧重于被动应对已发生的纠纷和诉讼问题，而全周期合规服务则采用主动式的服务方式，通过定期的法律体检和风险评估，提前发现和预防潜在的法律风险。全周期合规服务不仅旨在解决具体的法律纠纷，更注重帮助企业建立健全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提高企业的法治化水平和管理效率。这种系统性和预防性的方法使得全周期合规服务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法律支持（见表3）。
表3：传统法律服务与全周期合规服务对比
（二）调解产品化：法律服务的“新零售”
在建设工程领域，纠纷的解决往往伴随着高昂的成本和漫长的周期。为了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和提高效率，调解产品化作为一种创新的法律服务模式应运而生。
标准化调解产品的核心商业逻辑是通过将调解服务系统化、流程化，不仅能够降低处理成本，还能显著提升解决效率和质量（见表4）。
表4：标准化调解产品的商业逻辑
了解市场需求对于成功推出任何新产品或服务都是至关重要的步骤。特别是在建设工程领域，随着项目复杂性和市场竞争的增加，建工企业对高效、便捷纠纷解决方式的需求日益增长。通过对市场需求的简要分析，为标准化调解产品的推广提供必要依据（见表5）。
表5：市场需求简析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标准化调解产品如何具体帮助建工企业高效解决纠纷，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揭示标准化调解产品在实际应用中的多重优势。
表6：调解产品化助力建工企业高效解决纠纷的优势
全周期合规服务和调解产品化为建工企业提供了全面、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通过加强全生命周期法律体检，帮助企业识别并管理潜在法律风险，预防纠纷发生，同时推广标准化调解产品降低了纠纷解决的成本和时间，提高了成功率和满意度，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对于建工律师而言，这种模式增加了与企业的合作机会，使律师能更深入地参与企业运营，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法律建议，并简化纠纷解决流程，提升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从而实现企业和律师之间的双赢局面，共同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建设工程法律服务的这场“生态变革”，正推动建筑业从“个案救济”走向“系统治理”。以数据驱动、技术赋能、生态协同为特征的新型服务模式，将成为行业风险防控的标配解决方案。建工律师需要打造一个四维创新图谱，全面升级法律服务：在服务维度上，从单一诉讼代理拓展到“合规体检-调解干预-资产盘活-数据治理”的全链服务，实现全方位的风险管理和价值提升；技术维度上，区块链存证、智能合约、AR建模等先进技术成为法律服务标准化产品的基础设施，增强服务的透明度和效率；价值维度上，通过非诉手段激活资产价值，实现社会效益与商业收益的双重提升；生态维度上，构建“律所-调解机构-行业协会-监管部门”的共治网络，降低纠纷化解成本。通过这些措施，建工法律服务行业的四维创新图谱不仅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也为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