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技术的渗透，正将法律服务的核心动能从“经验驱动”升级为“数据驱动”。在传统模式中，律师大量时间耗费于基础性工作：海量案例检索、文书起草、证据梳理。如今，AI工具正实现这些流程的自动化：智能合同审查系统高速识别条款漏洞；法律研究平台依托语义分析精准定位先例；诉讼预测模型为案件策略提供数据支撑。这种赋能解放了律师的生产力，使其能聚焦于更具价值的法律解释、策略制定与深度客户沟通。

然而，此轮人工智能革命之于法律行业，远非效率提升这般简单。凭借自然语言处理（NLP）、智能搜索、生成式分析等能力，AI正触及法律服务的核心价值环节，从信息的获取与生成，到法律逻辑推理与风险评估。它在前所未有的深度上，介入并改造着法律工作的核心流程。这本质上是对传统服务模式、人才结构乃至整个行业价值链的深度解构与系统性再造。正如何者科技CEO、法律修音机主理人吴世杰所言，法律科技服务的影响力和范畴仍在持续扩大中。行业创新者们的实践正在逐步揭示法律AI的应用图景和实质影响。在“数智化时代的律所转型：战略与实践”圆桌对话中，四位领军者深入探讨了法律AI对法律服务行业影响的三大关键维度：

AI在标准化、结构化任务上的高效率，迫使律所重新思考服务的定位和价值来源，并催生出如“人机协同”“数据驱动决策”等新的业务与运营范式。

· 大成律师事务所董事局董事、大成上海管委会委员杨宇宙

大成律师事务所董事局董事、大成上海管委会委员杨宇宙表示，AI技术正深度重构律师原有的服务模式。首先，在作业模式上，传统人工服务转向“律师+工程师”人机协同体系，未来法律服务将是法律专业与技术能力的复合体。其次，服务模式上，两极分化明显，AI高效处理合同审查、法律检索等标准化业务后，与客户的情感沟通、深度洞察等依赖人性化判断的领域成为专业律师新的“护城河”。再之，营销模式也在经历变革，律师可借助AI分析市场热点，如爆款法律文章特征等，优化搜索引擎策略，扩大声量实现精准获客。

随着AI技术对法律服务行业的深度渗透，律所的人才培养体系正在经历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基础岗位需求锐减，AI可替代简单文书起草、咨询解答等初级律师工作，迫使律所压缩助理规模。另一方面，资深律师价值凸显，唯有经验丰富的合伙人能识别AI输出错误并驾驭工具，因此人才培育路径仍需坚持“助理—合伙人”的进阶体系。与此同时，新型复合岗位成为刚需，既要有衔接技术开发与客户需求的法律产品经理，也需要工程师团队驻场协作。

AI技术正在从多个维度解构与重组法律服务行业的价值生态。就客户端而言，日常基础服务价格体系，使得律所转向复杂业务溢价，借助真正的高附加值产品寻觅具备“不可替代性”价值根基，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同时，就行业端而言，传统的律所单打独斗模式亟待突破，构建跨行业协作模式成为新的共识，而借助生态协同，法律服务行业也将逐步从劳动密集型流水线升级为技术赋能的价值创造网络。

· 上海法律科技协会法定代表人、副理事长，上海市律协信息委、法律科技委主任，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主任卫新

这场由AI驱动的行业变革，其本质在于它重构了法律服务的价值创造逻辑。正如上海法律科技协会法定代表人、副理事长，上海市律协信息委、法律科技委主任，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主任卫新所言：“真正的竞争对手不是AI本身，而是那些更善于运用AI的同行。”这一洞见揭示了行业转型的核心命题：在技术浪潮中，决定律所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法律人的专业智慧与AI工具的高效融合。那些能够将技术作为效率引擎，同时坚守法律专业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律所，必将在新生态中占据领先地位。

尽管前景广阔，但法律AI的实际应用仍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既有技术层面的局限，也有行业特性的制约，更有商业化路径的探索。与此同时，法律AI的市场接受度受到多重因素制约。这些制约既来自需求端的结构性特征，也源于供给端的服务能力局限。回归实践视角，八位深耕法律科技领域的嘉宾以其“冷思考”，勾勒出当前法律AI生态面临的真实壁垒。

第一，技术逻辑与法律规则脱节。法律层面的证据规则若未深度融入技术设计，将导致后续法律判断错误。例如金融犯罪案例中，AI难以区分正常流水与犯罪资金，暴露规则映射缺失引发的定罪量刑风险。法律AI发展需实现依赖于法律规则与技术逻辑的深度耦合，跨越从技术可用性到法律可靠性之间的鸿沟，这意味着未来还要经历相当长期的科学化发展路径。

· 小包公·法律AI创始人、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广东省人工智能法律应用重点实验室主任王燕玲

第二，“AI幻觉”问题严峻。AI幻觉是短期内难以消除的问题，这意味着法律AI的权威性和可用性有待商榷。小包公·法律AI创始人、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广东省人工智能法律应用重点实验室主任王燕玲指出，当前法律大模型幻觉率可能高达40%。数据佐证，即使是今年2月OpenAI最新发布的GPT-4.5，其幻觉率也高达37.1%。

· 华宇元典CEO蔡建军

第三，场景价值错配且变现困难。人机协同要求更高的服务专业化与产品化。华宇元典CEO蔡建军强调，当前法律AI产品多停留在“功能实现”的层面，没有真正解决用户场景下痛点。因此，法律科技公司普遍面临盈利模式缺失的问题。

一方面，大型企业法律服务需求萎缩。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普遍推行“降本增效”策略，当前企业侧法律服务付费意愿持续走低。王燕玲表示，约95%的大型国央企选择由法务团队自处理案件，律师代理率不足5%。而现有法律科技产品尚未解决精准化痛点，更存在幻觉、不可溯源等缺陷时，企业难以信任其替代价值。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底层数据、法律规则、技术手段等全方位进行干预和优化。

· 律兜平台创始人、董事长金为铠

另一方面，公众法律意识与付费习惯浅薄。公众端的付费低迷根源在于法律求助行为惯性。律兜平台创始人、董事长金为铠发现，民众遭遇纠纷时普遍优先咨询熟人而非寻求专业法律服务，折射出了社会传统信任机制的影响。这种“遇事问亲朋”的路径依赖，使得普法教育未能转化为实际服务需求。如何开发广泛实用、用户友好的AI法律工具，培育深厚的市场基础，仍是巨大挑战。

法律AI的繁荣表象下暗流汹涌，律所数智化转型的步伐依旧维艰。最难的或许不是技术，而是应用场景的精确使用以及行业的深度理解。千万趴创始人吴丽阳坚信，面对当下的AI浪潮，律所应当从“尝试使用工具”转变为“组织级别的科技战略”。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服务行业如何“布局”与“破局”？圆桌嘉宾们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个包含战略支撑、执行落地和生态共建的三维解决方案。

数智化转型本质是系统性战略革命，杨宇宙呼吁管理层突破律所传统的短期绩效导向。他强调，技术快速迭代的特性意味着当前投入可能因新一代AI出现而失效，因此管理层必须建立战略级容错机制。这要求管理层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建立一把手工程。由律所主任或管委会直接牵头，顶层规划资源调配与风险承担方案。例如强制设立“创新基金”，允许年度预算的15%-20%用于无短期回报的科技试验。二是包容性治理，改革合伙人表决机制，对科技投入设置3-5年回报周期缓冲，避免因短期利益博弈扼杀创新。

数智化的转型成败取决于组织机体的协同基因改造，因此需要突破交互僵局。

· 建纬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顾增平

建纬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顾增平提出“交叉任职计划”来促成业务骨干与科技部门高频互动，即律所派驻资深合伙人进驻科技公司产品团队，科技公司派遣技术总监常驻律所业务流程组，定期拆解具体技术场景，例如每周3次以上闭门会议，通过高频协作迫使法律人与技术人突破沟通壁垒，真正将业务痛点转化为技术需求。

数智化转型期，单点突围时代已经终结，生态协同是必由之路。高校需承担长期人才培养责任，开设法律科技融合课程，定向输送既懂实体法规则又通算法逻辑的人才。法律科技公司和律所可以联合高校开设法律科技类课程，共同培养专业复合型人才。

同时，行业协会在促进生态协同方面的重要性也愈发彰显。2025年4月10日，全国首个法律科技领域专业性协会——上海法律科技协会正式成立，聚焦行业现实，致力于增强各界互动，共建技术伦理公约，营造更优的法律行业生态。（相关内容：王凤梅：AI加速 没法不“算”！全国首个法律科技协会上海成立）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引擎”，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深度颠覆传统业态，重塑产业格局。身处这场变革的风暴眼，法律服务行业的“洗牌”时刻已然来临。

法律AI正深度解构与重构行业的服务模式、人才结构与价值链。面对技术与应用的挑战，律所唯有精准锚定“人机协同”的定位，在坚守法律专业智慧与人文价值“护城河”的同时，以战略定力推动法律与技术的“细胞级融合”，并积极共建行业生态，方能在这场由AI驱动的变革中塑造不可替代的新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