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律新社研究员 王思远 出品丨律新社研究中心 随着国际航运规则的不断完善，海事海商律师正以专业力量参与全球航运治理，在中国与世界航运业的互动中发挥着务实的纽带作用。 海运作为连接各大经济体的动脉，海运贸易的波动直接影响着世界经济的脉搏。据《参考消息》统计，2024年全球海运贸易量实现了2.6%的增长，达到126.6亿吨。1以及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中国主要港口累计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42.2亿吨，同比增长3.2%，其中内、外贸同比分别增长4.1%和1.4%。完成集装箱吞吐量8303万标箱，同比增长8.2%，其中内、外贸航线同比分别增长3.6%和11.5%。2数据表明中国作为这一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港口吞吐量持续攀升。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其港口群在全球航运版图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广州港、深圳港和香港港，这三大港口在2024年的集装箱吞吐量均跻身全球前13名，深圳港更是在2024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3300万标箱大关，达到3338万标箱，同比增长11.7%，增幅为近十年最高。3这一连串数字背后，是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生动写照，也预示着该区域海事法律服务需求的激增。 2025年5月，律新社研究中心正式启动《精品法律服务品牌指南（2025）：海事海商领域》调研。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主任、十大“广州涉外律师”黄晖在接受律新社研究中心调研时指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蓬勃发展中，随着跨境海事海商纠纷的日益增多和航运技术的飞速发展，海事海商律师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对海事海商律师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法律服务市场需求，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主任 十大“广州涉外大律师” 在当前全球航运业波动与国际贸易格局重构的背景下，海事海商法律服务正经历深刻变革。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凭借“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制度优势，正在成为海事法律服务的“超级引擎”。然而，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跨境司法协同的复杂性与律所综合化发展的现实挑战。 1 全球航运市场波动下的法律服务新场域 全球航运业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复杂环境正经历着反复波动。其中，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作为航运市场的“晴雨表”，其走势直接反映了全球航运市场的冷暖。 根据银河期货、wind统计数据显示（见下图），自2020年疫情之后，国际航运市场走势整体波动较大。2025年6月，BDI指数虽一度攀升至1975点的高位，相较于2024年处于较高水平，但整体仍维持在近年的平均水平，显示出全球航运市场的活跃度主要以局部性的复苏为主。4然而，这种波动并非仅仅源于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国际贸易格局的调整、地缘政治的冲突以及能源危机的持续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海事海商法律服务的需求也呈现出新的增长点。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黄晖在接受律新社研究中心调研时指出，全球航运业的波动和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为海事海商法律服务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密切，跨境海事纠纷也随之增多，这些纠纷往往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对海事海商律师的专业能力和国际视野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全球航运市场的波动也促使企业更加注重风险防控，全球航运市场的波动也促使企业更加注重风险防控，对海事法律服务的需求也更加多样化，如合同审查、风险评估、争议解决等，对海事法律服务的需求更加迫切。 面对这些新的需求，黄晖认为随着海事海商纠纷类型日益复杂化，正在从单一争议向复合型危机演变。跨领域、跨地域的法律交叉成为常态，涉外性与关联性不断增强。为此，作为海事海商领域的律师应当掌握更多国家的法律知识以及国际海事公约，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些复杂的法律问题。 2 技术性争议与数字化证据的挑战 随着航运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性争议和数字化证据在航运纠纷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根据Mordor Intelligence发布的《数字取证市场规模和份额分析-增长趋势和预测（2024-2029）》显示，数字取证市场规模预计到2024年为66.5亿美元，预计到2029年将达到122.1亿美元，在预测期内（2024-2029年）复合年增长率为12.92%。5此外，据中国《国际金融报》报道，自2019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已搭建了人民法院司法区块链统一平台，并已完成最高人民法院、高院、中院和基层法院四级多省市21家法院，及国家授时中心、多元纠纷调解平台、公证处、司法鉴定中心的27个节点建设，并联合四级法院共完成超1.8亿条数据完成上链存证固证，支持链上取证核验。6由此表明，数字化证据已从技术辅助工具演进为司法系统的核心基础设施，其发展将持续重构法律程序与权利保障范式。 在海事海商领域，船舶碰撞、货物损失等技术性争议案件不仅涉及复杂的船舶轨迹分析、电子证据存证等技术问题，还往往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同时，电子提单、区块链技术在航运中的应用也带来了证据数字化趋势，使得数字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定成为海事海商法律服务的新挑战。 黄晖认为，技术性争议和数字化证据是当前海事海商法律服务面临的挑战。其一，随着航运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性争议案件越来越多，这对律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二，数字化证据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如何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成为律师需要面对的新问题；第三，各国对电子证据的司法认定标准存在差异，这无疑对法律解释和适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这些挑战，海事海商律师应积极提高数字化证据的审查与运用能力。例如，律所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对数字化证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为案件的办理提供有力支持。尤其是，关注电子提单、区块链技术在航运中的应用和发展，推动区块链技术在航运法律服务中的应用，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和证据认定准确性。同时，还应关注数字化证据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问题，确保客户信息的安全和合法使用。 3 业务竞争加剧：海事海商纠纷成新热点 海运贸易的持续发展，加剧了海事海商纠纷的增加。根据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海事审判经过40年发展，收案从1984年18件增至2024年3.4万件，其中涉外案件累计超8万件，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7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发布的《2024工作报告》指出：2024年仲裁委新受案239件，涉外案件93件，占比38.91%，涉外海事案件在涉外案件中占比98.92%，涉及40个国家和地区，涉外案件同比增长55%，大金额案件明显增多。8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发达的航运经济以及便利的司法合作，正逐步崛起为海事法律服务的“超级联系人”。这一地位的取得，不仅得益于大湾区自身的优势，更离不开区域内法律服务机构的不断创新与努力。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我国南部沿海，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航运经济。这里不仅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连接东南亚、南亚乃至全球的重要枢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和全球贸易的不断发展，大湾区的航运经济日益繁荣，跨境海事纠纷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大湾区的独特优势在于其“一国两制三法域”的制度特色。香港、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拥有独立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与内地的法律体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这种制度优势为大湾区的海事法律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大湾区内的司法合作也日益便利，粤港两地法院在货物运输、保险以及人身损害赔偿等纠纷的司法文书送达与调查取证等事项上达成了一系列司法协助安排，为跨境海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有力保障。 然而，随着跨境海事纠纷数量的上升，大湾区的海事法律服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跨境海事纠纷往往涉及多个法域的法律适用问题，需要法律服务机构具备跨法域的法律服务能力；另一方面，跨境海事纠纷的解决往往需要高效的司法协助和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大湾区的海事法律服务机构需要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跨境海事法律服务需求。 黄晖在接受调研时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在海事海商法律服务领域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发展潜力。随着跨境海事纠纷数量的上升，作为大湾区律师需要更加注重与参与司法协助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以提升大湾区的海事法律服务水平。 仲裁机构作为海事法律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海事法律服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诸如深圳国际仲裁院（简称SCIA）发展得到业界关注，2021年，SCIA按照中央文件的要求，同时加挂“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仲裁中心”名称，深化了与港澳合作，推动建设面向全球的国际仲裁中心。SCIA2024年受理商事仲裁案件14518宗，创历史新高；总争议金额总争议金额1422.67亿元，连续三年超千亿元，在已公布业绩的仲裁机构中位列世界第三。9此外，广州仲裁院、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亦发挥着积极作用。据公开数据统计：2024年广州仲裁院2024年受理案件26,333宗，同比下降22%，但争议总金额达到824亿元，同比增长17%；10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简称HKIAC）2024年，HKIAC受理503起案件，其中仲裁案件352起，涉及510份合同，创历史新高。HKIAC管理的机构仲裁案件249起，争议金额总额达1,060亿港元（约136亿美元），平均每案3.75亿港元（约4,810万美元）。11 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仲裁机构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日益完善。2023年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大湾区仲裁中心（华南分会）的正式运营，标志着大湾区在海事海商多元化纠纷解决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大湾区仲裁中心的建设不仅提升了大湾区在海事海商法律服务领域的国际影响力，还为区域内外的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仲裁服务。该中心依托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制度优势，积极与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律师协会等组织开展合作，推动大湾区海事法律服务的国际化进程。 除了仲裁机构的建设外，大湾区的海事法律服务机构还积极构建国际法律服务网络。黄晖在接受律新社研究中心调研时总结道：粤港澳大湾区海事海商法律服务发展优势显著，主要体现在四大维度。其一，作为全球航运枢纽，大湾区港口群规模庞大，船舶密度居世界前列，形成了覆盖船舶租赁、货运代理、保险理赔等全链条的法律服务需求；其二，依托“一国两制三法域”制度优势，三地已建立包括司法文书送达、证据互认、判决执行等在内的跨境司法协作机制，有效提升了司法互助效率；其三，粤港澳三地汇聚了大量专业海事海商律师，形成涵盖国际海事仲裁、船舶融资、海洋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专业化服务矩阵；其四，随着大湾区在全球经济贸易中地位的持续增强，区域海事法律服务已辐射至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这四大支柱共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海事法律服务高地。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发达的航运经济以及便利的司法合作，正逐步崛起为海事法律服务的“超级联系人”。通过加强仲裁机构建设、构建国际法律服务网络以及创新服务模式等举措，大湾区的海事法律服务机构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为区域内外的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海事法律服务。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海事海商法律服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力，海事海商律师纷纷踏上转型之路，从单一的专业化服务向综合化服务迈进。黄晖提出的“三维战略”转型之路，为海事海商法律服务的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专业化根基与横向关联领域辐射 专业化是海事海商律师的立足之本。海事海商案件具有专业性强、涉及面广、复杂程度高等特点，要求海事海商律师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只有夯实专业化根基，海事海商律师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黄晖认为，海事海商案件天然涉及多维度法律场景，律所应依托海事海商业务的专业积淀，逐步构建起覆盖航运全链条的“卫星业务群”，确保客户在复杂争议中获得一站式解决方案，这充分说明了专业化根基对于海事海商律师的重要性。 在夯实专业化根基的基础上，海事海商律师应积极向横向关联领域辐射。海事海商业务与航运金融、海事保险、船舶融资等领域密切相关，这些领域同样需要专业的法律服务。通过向横向关联领域辐射，海事海商律师可以拓展业务范围，提升市场竞争力。 黄晖所在的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依托海事海商业务的专业积淀，逐步构建起覆盖航运全链条的“卫星业务群”，涵盖了保险代位求偿、港口仓储责任争议、船员人身伤亡案件、国际船舶融资等多个横向关联领域。通过这种方式，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能够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市场竞争力。 2.产业链纵深开拓与上下游产业深度链接 除了向横向关联领域辐射外，海事海商律师还应积极沿航运产业链纵深开拓，与上下游产业深度链接，最终构建覆盖全链条的综合法律服务生态体系。 航运产业链包括船舶建造、船舶融资、船舶租赁、港口运营、航运物流等多个环节。海事海商律师可以凭借其在海事海商领域的专业知识，沿航运产业链纵深开拓，为上下游产业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例如，在船舶建造环节，海事海商律师可以为客户提供船舶建造合同审查、船舶建造纠纷解决等法律服务；在船舶融资环节，海事海商律师可以为客户提供船舶融资方案设计、船舶抵押登记等法律服务；在港口运营环节，海事海商律师可以为客户提供港口经营合同审查、港口安全事故处理等法律服务。 通过与上下游产业深度链接，海事海商律师可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满足客户在航运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法律服务需求。这种一站式解决方案不仅可以提升客户满意度，还可以增强客户粘性，为海事海商律师带来稳定的业务来源。 黄晖在调研中分享了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的实践：在产业链纵深开拓与上下游产业深度链接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仅涵盖了横向关联领域，还涉及了航空、铁路、公路等多式联运、海上风电、海洋工程等上下游产业。例如，在海上风电领域，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能够为客户提供设备安装风险、海底电缆保护等专项法律服务，满足新兴领域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此外，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还通过与上下游产业的深度链接，强化了专业壁垒，避免了业务碎片化。该所与航运企业、港口企业、物流企业等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提升了客户满意度和市场竞争力。 海事海商律师的“三维战略”转型之路，是专业化与综合化相结合的道路。通过夯实专业化根基，向横向关联领域辐射，沿航运产业链纵深开拓，与上下游产业深度链接，海事海商律师可以拓展业务范围，提升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正如黄晖所提出的：通过这种“深耕核心+生态拓展”的模式，实质是将专业能力转化为连接器——既让传统海事海商业务成为催生关联领域与新兴赛道的孵化器，又通过综合化积累的多元场景经验，反向深化专业团队对产业链的洞察精度与响应速度，最终形成“专业驱动规模，规模赋能专业”的动态良性循环。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其海事海商律师队伍的建设和发展对于提升中国海事法律服务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海事海商律师需要不断加强自身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积极应对数字化证据的挑战，拓展业务范围。同时，他们还需要积极参与国际仲裁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推动大湾区海事法律服务的国际化进程。
由此表明海事海商法律服务领域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但是黄晖在接受调研时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了中国与沿线国家海事合作，催生船舶租赁、港口运营等法律业务增长，带动海上风电、深海采矿等新兴领域法律服务需求扩张。同时，跨境海事纠纷频发亦推动了国际仲裁业务发展。但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一方面，国际律所依托全球网络和品牌优势占据高端市场，科技型服务商通过数字化工具提供低成本咨询，形成双重挤压。另一方面，客户需求呈现专业化、高效化趋势，既要求覆盖全链条的定制方案，又强调纠纷解决的时效性与务实性。传统海事法律服务面临转型升级压力，需融合专业深度与技术赋能，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以应对多元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