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内2名国际大咖加盟

2016年4月6日下午，国际著名商法学家Lawrence E. Mitchell签约上海财大法学院。Mitchell教授曾历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西储大学法学院院长，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商法、金融法学者，迄今已在SSCI法学期刊上发表论文17篇。

近年来，Mitchell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和公司社会责任，特别是董事会与股东作用和功能，包括对冲基金和主权基金的活跃度研究，同时关注美国法学教育和中国法的相关研究，他的代表性专著广受学界好评。

事实上，Mitchell教授已经是上海财大法学院在一个月内引进的第二位全职海外法学家。两周前的3月22日下午，国际著名环境法学家Mark R.Poustie教授刚刚签约法学院。

Poustie教授曾长期担任英国Strathclyde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院长和法学院院长，对促进两校院际合作交流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同时，Poustie教授在学术研究领域建树颇丰，在环境法、土地法、城市规划法和欧盟法等领域都有精湛独到的研究，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Poustie教授还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广泛参与政府环境政策制定。他于2013年开始受聘于上海财经大学“东方学者”讲座教授，在法学院常年开设国际环境法、环境法和欧盟法等课程。

“两位教授的加盟，将对学校国际化发展形成积极促进作用。”上海财大法学院副院长葛军伟说，“Mark和Lawrence两位教授，在各自的领域享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他们的引进势必将引领和加强财大法学院环境法、商法等领域的教学科研。我们可以更有效、便捷地了解和学习英美等国教学科研的经验，缩小与国际同行的差距，抓紧融入国际学术圈。”

法学人才流动进入快车道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于一所高校而言，所谓门道，无外乎人才。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

在一所特色学科都围着“财经”转的高校里，财大法学院近年来异军突起，声名远播，与其师资队伍日断壮大不无关系。目前，上海财大法学院共有专职教师51名，或许这个数字并不耀眼。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51名教师中，有20名都是最近五年中引进的成员，其中包括11名年轻教师、5名教授、2名校长期特聘教授和2名外籍教授。

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才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市场自行调节的结果。但由于流出与流入的不对等，常常“几家欢喜几家愁”。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法律服务需求空间不断扩大，法学近些年作为一种显学，高校法学人才的“争夺”也益发具有代表性。

就目前而言，全国高端的法学教授，主要还是集中于一些传统的法律名校，这是有其历史积淀的。可以看到，很多人才从西部地区被吸引到东部地区，从中小城市被吸引到北上广深等更具诱惑力的城市，从经济欠发达地区被吸引到经济发达地区。这是法学界著名的“孔雀东南飞”现象。

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院长杨力看来，30多年了，法学界人才流动的现象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学科专业越强，人才流动越频繁。

偏居西南一隅的西南政法大学，曾被称作中国法学的“黄埔军校”，也有人评价它是中国法学教育最成功的典范。解读“西南现象”是法学界的共同兴趣。但今天，这所传统名校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政策上被一步步边缘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西南政法已先后有数十位教师流出。

位居中部的武汉大学曾经也是法学界的琅琊山，在刑法、国际法领域聚集了国际上顶尖风云人物，武大法学院以黄进为代表的“四大金刚”在当时也是声名远播。但是，从2000年至今，武大法学院也陆续流出了10余人，全部为教授、博导。当年的“四大金刚”，如今只剩下现任法学院院长肖永平。

2005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宣布成立“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任命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兼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赵秉志担任该院院长，同时从中国人民大学“引进”五名刑法学研究团队组成学术骨干力量。此事瞬间在中国高等教育界掀起一场宣然大波。对师德、师风建设的讨论，对高校间近年来以“985工程”二期及其“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为导向，展开的人才争夺战的讨论成为这场事件的焦点。

对于法学界人才的流动，学界历来有着不同的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法学人才流动的区域化聚集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种与社会价值观恰好相反的结果，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总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支持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但在人才流动上，却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在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做“贡献”，最终导致教育资源的失衡。

而另一种声音则认为，人才流动并没有带来知识的外流，而是“楚弓楚得”的结局。法学人才不应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私有财产，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应该发挥最大的效应，产生更大的收益。

不管学界如何争论，对于高端法学人才的争夺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趋势。

一口气吃不成胖子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流人才已经成为决定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最关键性因素。

“教育部4年一次的评估又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高端人才尤其是带有各种标志性符号的人才，对于院校评估结果的意义不言而喻。”杨力一阵见血地指出了目前人才争夺战的核心原因。在这关键时期，若能引入一些“长江教授”、“中青年法学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人才，其背后所带来的则“马太效应”则无需赘言。

事实上，学术领域里的领军人才一向是各高校争夺的重点。一些二级法学院甚至可以因为引入了某一法学领域的领军人才，而因此声名鹊起。例如，烟台大学校长房绍坤就是从山东法学法学院引进。房绍坤是民诉法领域声名赫赫的大家，他的加盟，也使得烟台大学被迅速关注。

武汉大学法学院何其生教授曾发文指出，当下，我国法学院的发展膨胀迅速，但高端法学人才却极为稀缺。1976年在教育部登记的法学院屈指可数，而目前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院校已有600多所。这与我国经济发展对法律的需求有密切关联，也由此可见，高端法学人才的缺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时下许多学校的“法学教育天坑”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填实。

百舸争流中，部分高校对于人才引进实行“特色办学、错位竞争”的策略。例如，有的院校集群式引进多位教授，或许每一位分别来看都并非特别著名的人物，但群集效应却能让高校在该领域内一时间风头无二。”杨力说。此外，引进外籍学者的办法也被很多院校使用过。但是就目前来看，全国范围内尚无一成功先例，能够长时期地保留外籍一流学者。

外籍学者的引入，成本很高，却未必能在学术上承担起井喷式产出。更多的时候，外籍学者只是在国际项目起步阶段承担扶持和外联的工作。对于引领学科建设、影响法学研究、实现台阶式突破，并没有呈现出太明显的作用。

何其生教授认为，尽管人才流动具有时代发展的必然性，但现实生活中规范人才市场制度的缺失，也造成了我国法学人才流动出现一些混乱状态。例如，高校之间互相挖人的恶性循环；高校教师到处挂名、双跨现象凸显；交易的偶然性和私下操作的特性等现象，不仅损害了许多高校的利益，也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了人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这种状况无疑体现出法学人才流动市场的无序。

对人才来说，寻找一个更适合自己发展，条件更优越的，环境更舒适，生活更美好的工作环境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对高校来说，通过良好的科研环境，良好的制度设计，良好的薪酬待遇，良好的生活空间吸引水平高，素质好的急需人才也合情合理。

即使存在价与值不匹配等风险，部分高校引进人才的决心和步伐都没有丝毫动摇。前往任何一所高校采访，都可以看到一个个人才引进方案，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优惠政策，包括为高层次人才免费提供住房，建造实验室，提供科研启动资金等。

拿什么留住你，优秀人才？

中科院院士杨福家教授在《一流大学要大师、大楼和“大爱”》一文中写道：“发展高等教育，创建一流大学，离不开必需的资金投入，但这仅仅是最起码的外因和基础，更重要的是要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

纵观当今世界著名大学，哪里有好的研究传统，哪里有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哪里就会吸引住一流人才。

那么，高校该如何做好引进人才的服务和支撑工作？又该用什么来留住这些好不容易引进来的高层次人才？

2013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要求：“注重学术梯队建设，促进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整体水平不断提升。用好用活引进人才，既要待遇留人，更要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真正做到按需引进、以用为本。”

对于一名教师来说，吸引他的，固然有着这样那样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那就是生源——学生的质量。事实上，在教育人才争夺战的同时，为了获得更好的“苗苗”，沪上多所高校已经将橄榄枝伸向了中学校园。

有学者指出，在人才的培养、引进和留住方面，培养人才，成本最高。人才多少不是根本，关键在于人才保持。保留了人才，也就留住了自己过去的巨额投资。

“坚持引培结合，在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同时，也注重培养现有的年轻教师。”这也是上海财大法学院人才战略的“秘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