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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拥有女性的心脏和男性的头脑的学者型法律人,新时期现实派女权主义者,独立且刚强,崇尚自由、法治、理性、平等,热爱生活、工作、学习、旅行、设计、艺术、摄影,擅长围棋(业余三段)、台球、园艺、写作,重构女性法律生活的倡导者。”
这是深圳万象邮轮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CEO李嘉桐对自己的描述,她是知识产权方向的法律硕士,曾经的知识产权律师。她曾突破专业局限,独自经营微型零食超市并获得第一桶金;组建团队在长三角开拓某互联网产品并初具规模;构建系统化案例分析方案,为客户提供高效全面的法律资料汇编。
除此之外,李嘉桐是一位拥有中级职称(知识产权经济师)、中国律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深圳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中国注册税务师、基金从业资格持证人员、剑桥商务英语高级持证人员、企业内部控制管理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二级)、董事会秘书参训资质、广东省知识产权运营人才认证等职业资质的多面手。
如今,她从曾经的参与者逐步转化为主理人角色,为了能够深度触及知识产权运营的方方面面,她告别过去积累的荣誉与资质,决定再次跨界,以知识产权专业出身为行业基础背景,以大数据为运维方向,助力品牌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品牌IP元素开发孵化运营维护全链路的发展,从运营行业基础岗位做起,开启知识产权全域渠道商业运营模式的探索之路。
她学知识产权,做知识产权,自己还拥有多项知识产权,对于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未来,她有着研究者和需求方的双重观点。
随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稳步推进,知识产权法律保障体系也越来越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服务领域正不断向着精细化方向发展。市场对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机构及人员的专业化要求亦在不断提升。
在此背景下,律新社研究中心正在进行《精品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品牌指南(2023)》调研。调研过程中,律新社与深圳万象邮轮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CEO李嘉桐进行了对话,并记录这位兼具法律思维与商业思维的女性知识产权人对于中国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现状看法、切身体会及未来展望。
01
女性在知识产权经济和生态中的独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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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个人履历非常丰富,且拥有知识产权经济师、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等非常多的专业资质。为何想要去考如此多的证书?这对您将知识产权作为自己的事业发展方向有何影响?
李嘉桐:基本上每个看过我个人履历的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你为什么要考这么多证?”(笑)我的答案是,因为我还是学生时,就对自己未来想要做的工作做了一个推演,比起单纯做一位知识产权律师,我认为自己在商业上有敏感度,有更大的发展可能性。
这或许是一种“迷之自信”,但我是一个“想到就要去做到”的行动派。当时,我对大数据对于知识产权在商业上应用的驱动产生了兴趣。我认为,在一个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的商业组织中,我们不仅应该熟悉相关的法律条文、内控流程、审批监管等方面,还应对涉及商业运营的财务管理、利润分析、税务管理、政策福利充分了解。因此,我开始在知识产权方向学习之外,学习财务、税务等方面的知识。我是一个结果导向的人,既然学了,就想要考取相关的专业资质,这也是对我每个学习阶段的一种交付性成果。
对于这些学习给我的事业所带来的影响,我认为自然是对得起自己的辛苦付出的(笑)。在具备相对复合的职业能力后,我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工作板块1+N模型”。“1”是“1专业基本盘”,对我而言就是企业全方位风控财管支撑;“N”则是“N业务板块发起人/合伙人”,对我来说就是我现在正在从事的业务事项,即文化类知识产权开发运营及管理。基于“1+N”模型的定位,我在负责公司整体的知识产权运营和维权的“1”上,也逐步深度参与品牌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品牌IP元素开发孵化运营板块,努力与团队一起创造更多“1”后面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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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是“女性和知识产权:加速创新创造”。您称自己为“新时期现实派女权主义者”,所学专业和从事行业都与知识产权紧密相关,您如何理解今年的知识产权日主题?您认为女性在知识产权经济乃至生态的建设中,拥有怎样独特的力量?
李嘉桐: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中文书名叫《向前一步》,作者是谢丽尔·桑德伯格,曾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办公厅主任、谷歌全球在线销售和运营部门副总裁、Meta(原Facebook)前首席运营官,被媒体称为“Facebook的第一夫人”;她也是第一位进入Facebook董事会的女性成员。
谢丽尔·桑德伯格在这本书中描述了一个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开会时,坐在前排的女性人数比例很小。她指出:“女性之所以没有勇气跻身领导层,不敢放开脚步追求自己的梦想,更多是出于内在的恐惧与不自信。”她还在书中鼓励所有女性,要大胆地 “往桌前坐”,主动参与对话与讨论,说出自己的想法,并希望更多的女性能够自我肯定,独立自强。
回到今年知识产权日主题的问题,“女性和知识产权:加速创新创造”,我想这代表着在下一个发展阶段,新时代的女性将会在各行各业涌现出的机会中展露头角。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女性总是“柔性”的,但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性风格出现了,无论是服饰上、职业形象上,还是日常活动中,传统的性别标签正在被青年人弱化甚至破除,女性辩证性思考的色彩变得更加强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女性在知识产权经济和生态的建设中,已经不仅仅只是一种性别上的标识,她更将成为一种韧性、毅力的象征。女性对于细节的关注往往具有天然的敏感度,也具有联想力的延伸,这些潜在的能力都有助于我们国家在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过程中,释放出更大的能量。要建设“知识产权强国”,进程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不会只有宏观的框架,没有微观的事项,也不会只有局部,没有整体。我认为,女性在接下来的知识产权生态建设中,能够更加有机会去发挥自己的优势,成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征程中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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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知识产权,您不仅从事相关工作,个人也拥有好几项专利,有智能筷子专利,还有多功能耳机专利。可否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专利?
李嘉桐:说到这几项专利的诞生过程,其实也十分有趣(笑)。我是一个行动派,在遇到生活中一些小问题时,我会很热衷于去想出一些办法解决它。
您刚才提到的筷子专利,是一种火锅用的智能筷子,它的发明专利目前正在实质审查中,实用新型专利已获授权。这项发明的诞生,其实是源自于我一次吃火锅的经历。我很喜欢吃毛肚,对于毛肚的生熟非常有要求。但在涮毛肚时,筷子夹住的部位往往不容易熟。我就想,只要前面的筷子的头能转,那我中间夹着的位置也就能够和其他部位保持一致,既不会把毛肚掉到锅里面去,又能让我“七上八下”地去涮它——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产品。
于是在吃饭的过程中,我立刻给我一位从事工业设计的师兄打了电话,谈了谈我的想法,得到了“真没见过,但应当可行”的答复。因为我就是从事知识产权运营工作的,产品意识很强,我认为这种筷子不仅仅只是突发奇想,而是存在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的,譬如未来可能会有机器人服务的智能火锅店,这种筷子就很适合,所以我立刻就去进行了专利申请。
多功能耳机的诞生也和智能筷子类似,也是源自生活中的偶然。这项发明专利也正在实质审查中,实用新型专利已获授权。我是一个经常出差的人,乘车场景很多,对于耳机的需求很大,但小小的无线蓝牙耳机降噪功能不好,能够降噪的大耳机又不方便携带,我就想,能不能有一个办法集合这些耳机的优点,同时又能规避缺点。于是我又找到了那位做工业设计的师兄,他一边惊讶于我怎么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一边帮我检索,发现当时确实还没有类似的专利申请。于是我就研发了一款多功能耳机,其功能可将小的无线蓝牙耳机收纳在大的降噪耳机内,平时可以把小耳机拿出来使用,遇到高噪声环境就可以把大耳机戴上;小耳机收到大耳机里,还可以自动充电,循环使用。
当然,我们知识产权人和普通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会对这些新点子、小发明更有专利意识。我承办过很多专利维权的案例,对于专利无效、专利复审等问题非常熟悉。因此,在自己申请专利时,我会把专利说明书、权利要求等内容审得非常详细,把专利布局也做得很仔细。在一份权利要求书里面,能够把几个权利同时保护起来;剩下的小细节,再用几个其他的实用新型扣住。这份权利要求书让我做知识产权专业申请人的师兄都很惊讶,表示从来没有客户审得如此详细(笑)。
讲这些小故事,也是想告诉大家,对自己的知识产权成果,既要有足够的保护意识,也应当更多地寻求知识产权律师等专业机构、人员的帮助。
02
文创行业知识产权法律服务需求的双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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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行业是典型的知识产权密集创新型产业,您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难点是什么?
李嘉桐:第一个难点是在日常工作中,开发团队对于知识产权权利的理解,以及证明性的链路完整性,理解还不够深刻。有时他们会认为建立归档、PSD稿件、创意说明、发明思路整理等很耗时并感到烦扰。但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些信息没有得到系统的保存,一旦出现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增加了证明原始权利的难度,也很难有效地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关于这,我也一直在加强这方面潜移默化的意识,希望大家一起在保护研发成果过程中的前置化。
第二个难点是在知识产权维权的过程中,取证线索非常关键,但整个流程链条很长。特别是在当下高发的线上侵权案件中,公证、取证、提报、诉讼几个环节下来,起码要花3个月以上的时间。而对于很多文创产品来说,三个月的时间可能已经超过了它的生命周期。有时诉讼流程还没走完,公司本来是爆款的产品就已经废掉了,因为市场已经被扰乱。有时即使最终能维权成功,也难以挽回企业已有的损失。这是当下知识产权维权的实际应用中亟待解决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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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作为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运营者,认为这个角色最需要怎样的能力,又可通过哪些方式来提升这些能力?
李嘉桐:这个问题很关键,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从我的个人经历出发,此前我只负责公司的一个业务板块,如今我是带领团队出来、独立做一个文化类知识产权运营公司。角色转变了,能力要求自然也提升了。
我之前提到自己有“工作板块1+N模型”,其中的“1”就是我认为自己这份工作所需要的基本能力,包括对企业风控的管理,其中包含法务方面、财务方面、投融资方面、业务运营环节的内控管理流程。这些是把一个IP运营好所需要具备的基础。
譬如我们想要拿到一个IP,如何判断它能否取得好的运营结果,就要去调研它的市场份额、用户群体黏性、粉丝活跃度等。归纳起来可以称作是大数据分析的能力。这个能力不需要所有知识产权运营人都具备,但作为管理者、负责人,是应当具备的。
其次,对于行业的分析能力是很关键的。在财务维度上,要具备分析一个IP是否具有盈利空间和市场份额的能力;在法务维度上,要做好知识产权确权、维权体系的建设;在品牌维度上,要能够将IP的风格系列化、系统化,拥有对运营数据化的掌握能力。
对于如何提升这些能力,当然还是需要下一些功夫的。对于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去打基础。比如在财务方面,我认为至少应当去学习并尝试考取初级到中级的会计师资格。税务方面的知识也是同理,虽然它存在一定的难度,但却是无法绕过的一环,尤其是在“金税四期”上线后,税务合规尤为重要,而依法纳税也是每一位公民的基础义务。同时,也必须具备法律方面的知识,如果是法律人出身,肯定要通过司法考试,但在法律知识的积累中万万不可完全摒弃商业思维,毕竟,对知识产品的运营仍然需要商业模式的支撑。最后一点则是数据运营分析的能力,现在有很多此类训练营或线上课程,我认为作为运营管理者很有必要去学习,即便最终你不需要进行业务实操,也需要懂得这方面的知识,再把专业问题交由专业人员去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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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遴选知识产权律师或法律服务机构时,会优先考量哪些因素和途径?
李嘉桐:从实际业务角度出发,我们文创行业对知识产权服务最大的需求是著作权维权和商标权维权,这两方面的能力是我们遴选相关机构中着重考量的因素。
在具体实操中,版权是比较好认定的,但知识产权侵权维权的战线很长,往往投入大、收益小。对于律所而言,同样也存在同质化竞争严重、价值不大的问题。我认为这样的业态是不能真正覆盖知识产权法律服务机构的核心发展方向的,因为它没有真正为企业解决问题。打赢官司出了一口气,在利益上却没有得到太大的补偿结果,并不是企业所乐见的。
因此,从企业切身利益的角度出发,我们更期待知识产权律师和法律服务机构能够在争议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建设上,有更加独到的能力。譬如发生相关侵权纠纷时,能够通过适当的调解机制和条款设计,可以在非诉讼的情况下解决相关纠纷,使企业的经济损失尽可能降到最低。
其次,文创企业在遴选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服务时,也开始重视相关机构的大数据管理能力,对其大数据管理能力、分析能力、抓取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很多法律科技类公司,也开始入局相关业务,开发相关平台、软件,也会与知识产权律师团队合作。这种新兴公司会越来越多,他们大多具有互联网背景,有着大数据分析基础和系统建设能力,也有技术团队,这对传统的知识产权律师团队和律所既是一种冲击,也显示出,如果律所能够拥有较强的大数据能力,就可以打造出不同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优势。
第三,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关注自己在海外的版权保护,文创企业相关的需求很大。例如我们想要让某个IP形象及其产品打入美国市场,而企业对美国版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了解、不熟悉,很可能产品一进入美国就被下架了。对于知识产权律师来说,这是一个服务新蓝海。如果律所、律师在海外相应的国家有资源,或者能够提供知识产权出海保护的相关服务,对于企业来说就更有吸引力。
当然,除了以上几点主要因素外,我们也十分重视法律服务团队的协同配合能力。因为我们是一个快节奏的行业,很多时候会有突发性的服务需求,这对于法律服务团队的响应速度也有很高要求。
机构的选择渠道目前主要有三种途径,首先是来自推荐;其次是通过一些论坛或展会认识到相关的团队,并可能与之建立合作;最后则是来自律所或团队的自荐。
03
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市场发展的内外因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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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既是一位法律人,又是一位企业管理者,且经营领域是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的文创产品领域。可以说您既是知识产权的研究者,也是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需求者,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您认为我国当前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市场发展情况如何?
李嘉桐:首先,得益于新修订的《商标法》《专利法》等法律条文中对于赔付标准的提升,从数据上来说,与三四年前相比,如今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案件的整体赔付比例有所上升,损失认定中对于诉讼环节的一些费用也会予以支持,这对于实践中的维权环节带来了一定积极影响。
其次,知识产权案件的大数据影响和可视化程度,以及区域典型案件的传递效应显著增强。三五年前,市场对于知识产权十大经典案例、特色知识产权周、知识产权主题日等活动的感知程度远低于今天。如今在数字化媒体传播的加持下,相关活动的市场热度很高。
其三,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重视知识产权的运营环节。过去,企业重视的往往是知识产权专利的质押环节,近两年来对于运营层面的强调开始变多。相关人才的认证需求开始提升。去年我参加了广东省的知识产权人才认证并入库。这个人才库也给知识产权运营的相关工作者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如今,企业更加重视对商标、版权、IP进行商业性的转化,这既能保障权利人的权益,也能让知识产品的价值得以呈现。如今知识产权运营人才的圈层已经形成,未来将向着知识产权的全链路、生态发展。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中,明确提及了要强化知识产权运营的效应和效果,打造知识产品运营能力。在此背景下,我想无论是在政策上,还是在人才体系的建设上,以及知识产权权利的维持和稳定上,都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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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看来,我国当下的知识产权法律服务行业面临着哪些问题?
李嘉桐:我个人认为现在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青年一代的知识产权律师团队还不够强。老一辈知识产权人作为老师和前辈,完成了对行业的引导,但青年团队和前辈们之间的距离,无论是专业能力还是思维方式上,还存在着客观差距。我曾经也作为知识产权律师在律所执业,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期待能够有更多专业化的课程,以及更多律商交流课程,来帮助新一代的知产律师团队获得提升。
第二个问题,是在法律服务市场当中,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品牌化效应还不强。尽管有一些榜单或认证,但在我看来,很多时候,这都是得益于老牌强所的整体品牌;一旦具体到知产团队、知产律师,是否仍具有真正的品牌效应,还是要打问号的。
如今我接触到的很多企业家已经是30-35岁左右的青年一代,他们对于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态度,可以说是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会去主动寻求触达。但如果是品牌表现活跃的、互联网属性强的法律服务机构,新一代的企业家可能在平时就容易接触到。这也是当下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界需要思考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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