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律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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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精密控制案件走向的律师都有着超强的钻研能力和严格的自律精神，同时知识广博，常有特别洞察和“神来之笔”，马乃东律师就是这样一位跨界能力超前的跨境又跨界的家族律师。
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乃东每天至少有“三套行头”：从家往律所途中往往以套头衫为主；抵达办公室后，会换上办公装束，律所统一发放的POLO衫往往是他的第一选择；临到下午健身时间又会运动服加身。这恰恰代表了他对常规工作日的时间划分，带娃、工作、健身构成了他的日常。在“卷出天际”的律师界，马乃东律师能达到这样的平衡状态着实令人羡慕，超强的控制与导演能力不仅体现在生活中，工作中也是如此。
马乃东律师深耕境内外企业家等高净值人士的跨国等重大疑难离婚与继承等家事法纠纷诉讼，以及公司控制权争夺相关的公司法纠纷等领域，同时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球化的财富保障及财富传承法律服务。在家事法纠纷领域，马乃东律师既深谙境内裁判规则又熟悉境外法律实务，通过与境外的家事律师建立的紧密联系，成功代理了多起标的数十亿元甚至数百亿元的跨境家事纠纷案件；在私人财富管理领域，马乃东律师为汇丰银行等机构及个人客户提供财富保障、财富传承领域的专业法律服务。
专精的理论功底、高质的服务能力，也助力马乃东律师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打造了极具影响力的个人IP、树立了良好的服务口碑。不仅得到大量优质客户的青睐，还备受国外知名榜单的关注与认可。前不久，马乃东律师凭借在私人财富管理领域的卓越表现，被国际权威法律评级机构《法律500强》(The Legal 500)评为2024年度大中华区私人财富管理领域领先律师（Leading Individuals），可谓是“名利双收”。
▲ 马乃东律师上榜2023年Legal 500
私人财富管理受推荐律师
能够不断从中外史书中找到智慧共鸣，能够在案件中体悟人生真谛，马乃东律师很感慨这种跨境又跨界家族服务的经历帮助自己提升了人生和事业格局，各种深切启发足以让自己以更豁达的心态面对挑战。近日，律新社与马乃东律师进行深入对话，听他讲述深耕专业领域之后发现的别有洞天以及如何在家族/家族企业纠纷法律服务中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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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实/录
婚家律师：生存式选择与差异化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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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乃东
在我看来，人生不是自己规划出来的，很多时候不是我选择了生活，而是生活选择了我。我执业的1.0阶段，是源于生活所迫。执业之初我的心也很大，注册了一个叫“中国私募律师”的微博，希望做一些高大上的公司业务；但是一个私募的客户都没有。现实面前，我只得去案件多的领域作一些尝试，所以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婚姻家事领域，恰巧此时，我又遇到了贵人相助——一位在浙江做券商高管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他同事的离婚案，这便开启了我成为离婚律师的1.0阶段。
我的英文好于其他离婚律师，于是我想做些不一样的东西。从2010年下半年起，我开始接一些外国人的案件，也从此走上了差异化的道路，这是我的2.0阶段。同年年底，我的业绩冲上了当时所在的中型所前三，2012年，我便加入了大成。
进入大平台后，我开始专注涉外业务，目标客户画像也从普通市民转变成高管和一些具有跨国背景的人。2016年底，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深交所上市公司实控人的案件，接触到一些有国际化背景的华人，从而进入到了我的3.0阶段。疫情期间，婚姻家事领域的市场下沉到二三四线城市，我接触到一些中国的企业家客户，做了一些境内的复杂疑难家事纠纷，这是3.0阶段在内卷化市场的一个自然的延伸。
作为一个从事国际化相关案件的律师，加入国际家事协会IAFL是必然的，但协会提供的案件转化率并不高，因为具有涉外因素的客户不一定是企业家或大型企业的企业主，因此我们也要对协会中的案件进行筛选。
一个成熟的律师，尤其是处理重大经济危机的律师，必须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一定的人生深度，才能更好地为客户服务。我一直保持着学习的习惯，曾先后看完了《史记》《资治通鉴》等权威中国史书，后来又看了国外名著，如写二战“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的书。之前我用Kindle看电子书，因为出差的时候携带方便，睡觉前我会看Kindle，有时候我太太会让我把书拿走赶紧睡觉，我就把Kindle偷偷藏在枕头下面。
律师要掌握超越专业的知识。近年来市场紧缩，客户的要求提升，大部分律师都受到了影响，但如果律师的产品有差异、不可替代，那么受到的影响就会稍微小一点。
▲ 2023年6月，马乃东律师在曼谷参加IAFL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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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乃东
第一，从背景上来看，国内与国外实体裁判规则存在差异。中国大陆的实体法和海外的很多规定不同，比如一个在中国有效的婚前协议，在海外就不一定有效，不同的裁判规则会衍生出巨大的利益差异。
第二，即将生效的《民事诉讼法》涉外篇改变了原有的国内法院对海外判决的态度，之前国内基本上不承认海外的判决，现在变成有条件地适当承认海外法院判决的外循环，这就要求律师在不同法域间进行挑选，律师要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院，要“先下手为强”。
第三，中国的超高净值人群一定是具有国际化身份和资产国际化背景的，因此对他们进行资产保护、进行重大危机争议解决的时候要具备国际化视野，这对律师的挑战非常大——不仅要了解各国的裁判规则，还要有一个彼此信得过的团队一起去做这件事。
▲ 2019年8月，马乃东律师在Dentons香港办公室和主任Keith的合影
多变场景：民、商事交织与“国际化”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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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境外的服务比较少，客户选择律师最大的考量是要信任。客户和律师之间如何建立信任？一是信任的嫁接，即通过其信任的人介绍，我们主要靠各地办公室深入市场的高级合伙人介绍，他们与当地的市场和企业家都保持着长期的高频联系，客户对他们有着高度的信任。二是客户自己对律师进行分析判断，这就需要见面，因为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在常态化的环境中，我对于境外和境内案件的服务基本对半。我们发现，中国的企业家有个特点——他们虽然拥有全球视野、海外背景甚至国际业务，但根还是扎在中国，中国永远是他们的归属。
“国际化”的标签主要依赖于沉淀。一是因为我做了很多具有国际背景的案件，所以对于海外的很多法系很熟悉，特别是对于同中国客户连接比较多的英美法系，这些法律的灵活性较高，会时常变化，只有保持一线实战的人才能较好掌握。因此，源于不断实践，我获得了“国际化”的标签。二是要有一个强大的合作网络。比如我加入了国际家事协会IAFL这样一个垂直的国际专业组织，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创新趋势：多方位跨越与“一生信赖”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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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乃东
首先，通过规模所的平台，可以迅速组建一个高效的跨专业合作团队，有时大家见面吃个饭、喝个茶，就可以把案子的大方向确定。如最近遇到的一个涉及证券类巡视合规问题的案件，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之前在公安部专门对接证监会的一位大成的律师，因此第一时间与他交流，固定证据。
其次，规模所平台为跨地域合作提供了便利。最近，我准备去宁波、杭州等地拓展家族企业重大危机的争议解决市场。当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的时候，考虑到本地律师同案件当事人的利益纠葛，很多人不太愿意选择本地律师，而是去选择专业化水平更高的一线城市律师。在中国，北京和上海可谓是律师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地方。一线城市的律师与当地的人和事之间不存在利益纠葛，这是我们的优势，因此规模所平台下的跨地域合作也就变得更容易一些。
跨法域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澳洲的律师要处理与中国有联系的案件时，由于自身没有资格许可，所以也更可能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和规模大所中寻找一位合作伙伴。由此可见，大平台会为人才提供更大的舞台、更多的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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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月，马乃东律师与Edmund Leow在Dentons新加坡办公室做联袂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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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鱼和水的关系。将碎片化的一线办案经验整合成一个系统性的知识进行分享，这不仅对自己和自己的团队具有价值，对于相关领域的同仁及面临相同处境的家族企业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再进一步来说，这是将孤立的案例转化为普遍规律的过程，对推动立法也有一定的帮助，蕴含着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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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乃东
目前来说，我们团队在非诉讼的一些相关领域还比较欠缺。我们面对的客户大多都是企业家，因此涉及公司法的非诉讼基础，我们团队不是特别扎实。客户在对我们产生了高度信任后，往往会将企业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交予我们解决，我们还亟须提高相关能力，这对于维系客户、建立起客户对我们“一生的信赖”非常重要。目前来说，这是团队木桶中最短的那块板，未来可以通过自主提升以及外部合作来解决，尽力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靠谱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