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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大成律师事务所蔡正华律师新书《为“坏人”说话》面市，这是法律人第一本通过众筹出版的书。这里面有什么故事？请看律新社与蔡正华律师对话。如果你有好书出版，或者有好书推荐，欢迎和我们联系。

律新社 | 孔冰欣

当我还是个“文萝”（文艺小萝莉）的时候，曾因黄仁宇先生的一番评议备受震动：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缺乏数目字管理。极有意思的是，律新社的老友蔡正华律师，在接受本社专访时传递了类似的信息。

老蔡刚出了本新书《为“坏人”说话》，乍看难免有“标题党”之嫌，不过作者真正想表述的思想无比严肃认真：“国人常以好、坏这样的形容词轻言是非论断他人，可是，这只不过是道德范畴的概念，我极不赞同此等意义的人群划分。”

以犀利之言辞，剖析“当下”之不完满；以理想之愿景，催化读者回归理性构建公民社会。老蔡没把自己局限于律师的身份，一心致力于成为新启蒙运动的先驱——你可以笑他观点幼稚，但不可否定他的情怀。或者，我们可以换个不恰当的比方——你可以痛斥瓦格纳的疏狂，但你不能忽视他天才的灵光。

Q1

最初写书的源动力在哪里？

蔡:写作是习惯，“写我所想”是夙愿。其实我很早就在《萌芽》上用笔名发表文章了，微信问世后，我发现这是个发表个人观点的极佳平台，所以“畅所欲言”了很多时事法律评论。而正如我在本书后记中提到的，促使我多写、乃至编撰成书的动力是想给女儿一份出生礼物。招远事件发生后，我意识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危险——黑暗、丑恶的东西居然在青天白日、众目睽睽之下肆意践踏光明；难道我们的孩子不该在一个更温暖、更有人性的环境下健康成长吗？身为人父，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呼唤社会正能量，呼唤公民精神。于是我开始联系出版社筹划出书具体事宜，刚好自己认识邓子滨老师《斑马线上的中国》一书的编辑，对方非常愿意帮我出书，对接后我更有动力。

▲蔡正华律师新书——《为“坏人”说话》

Q2

本书主要内容是？请耗费口水具体介绍下。

蔡：事实上，这本书的内容挺简单，大概收录了我对2014年度热点法律事件、包括其它一些新闻大事件的独家评论，每篇文章切入角度、侧重点有所不同，涵盖法治理念、社会学解读、人性剖析零零总总等各方面。比如有对“疑罪从无”的个人看法；有对《十二怒汉》、《辩护人》等经典之作的影评；有对秦火火怎样一路“火”到审判席上的议论……其中有两篇是我最得意的：一篇是我为媒体写的元旦贺词《法律人，因为有梦想，所以任性前行》，一篇是我与检察官同学的信件往来互动。

Q3

你想透过本书传递何种信号、理念？

蔡：希望国人具备公民精神，人人心中皆有正义感，该出手时就出手，而这份正义感将成为大家共同的保护神。惟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让大家被我的文字激发出一种公民认同感，积极建设和谐社会。走自己的路，也让别人有路可走，这个世界不应该仅有自我、他我之分，人与人之间绝非止步于冰冷残酷的二元对立面。

Q4

本书题为《为“坏人”说话》，很有意思。在你看来，好人、坏人的界限如何划分？有纯粹意义上的好人、坏人吗？还是说，国人对好人、坏人的认识向来笼统而模糊，缺乏理性深刻的思考？

蔡：今年《新民周刊》的首期封面主题即是“为‘坏人’说话，口水中的刑辩律师”，当时我和周刊副主编杨江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此外，我还在去年专门写过一篇“我愿意为‘坏人’说话”的文章，这是否也算迎合了当下社会喜好搞二分法的标准？国人常以好、坏这样的形容词轻言是非论断他人，可是，这只不过是道德范畴的概念，我极不赞同此等意义的人群划分。复旦投毒案二审期间，我曾写过一篇“司法有二审，道德却只有一审”的文章，点击量破数万，据悉曾一度引发市委领导的重视。本人的核心观点是：简单粗暴地评议好坏是一大社会隐患，以道德划分人群，容易滋生伪君子与真小人，掩盖了我们真实而复杂的原貌。法律人发现事实、以事实为依据判定人；而先入为主，判断好人、坏人，再根据自己的判断寻找对号入座的“线索”，这属于感情用事，容易粉饰太平、掩蔽真理。一个人可能是道德层面的坏人，但他却做了事实层面的好事，何故民众在抨击其私德的同时，全盘否定其干实事的功绩？若单就政治因素或道德因素动辄横加批判，未免有失偏颇。让我深感遗憾的地方在于，这种埋伏在民族文化基因里的二元分法，导致矫饰与虚伪大行其道，还易酿成站队、分裂的悲剧。我国的司法机关、执法机构长期身处不可侵犯的神坛之上，其对立面进入司法程序后，往往便成千夫所指的“坏人”，而为“坏人”辩护的律师因此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可是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坏人”虽然不全是世俗意义上的“好人”，但也并非尽皆触犯法律的恶徒，律师只是恪尽职守为当事人服务罢了，“洗白罪犯”的误解请恕律师承受不起。

Q5

不少人觉得你的言辞太激烈，你认为自己是所谓的“愤青”吗？抑或是希冀通过犀利的文字、痛快的抨击，唤醒大众的法治意识，从而构建一个法律理想国？

蔡：词锋犀利胜于我者大有人在，文采不凡胜于我者亦大有人在。我不认为单纯“默默无声地理性着”与“咄咄逼人地愤青着”就能支撑起整个社会的进步了。实际上，我们在宣传时部分异化了真理，比如我们总说“一把筷子不容易折断，人多力量大”，但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一把筷子中的第一根筷子是怎么跳出来的，即领头人的问题，国家需要精神先驱。中国不乏老子、孔子这样奉行“无为”、“中庸”的思想家，但缺少伏尔泰、孟德斯鸠之类旗帜鲜明的思想家——他们是否都称得上某种特定意义的愤青？我觉得愤青这个名词如今已被诟病成“毫无建设智慧，只有革命勇气”一类的人物，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愤青不是为了破坏而破坏，而须破而后立。当然，肯定有前辈认为我的见解太过幼稚，但我至少提供了参考思路，并且愿意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从而做得更好。总之，我不会因为被当作是愤青而愤怒，坦白讲，我在自己的人生规划上并无太大野心，内心的诉求更超然些：政体与法律如果能让社会更美好，我便接受。有时候，犀利的语言是为了凸显观点的明确，我想让读者看清社会的不完美，然后为追求一份完美而共同努力。

Q6

本书原应是法律界第一本众筹成功的书，你是如何开展众筹行动的？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慷慨解囊？自己付出了多少？

蔡：我本人没花一分钱，我们起初便在网上发起了众筹项目，结果10天内众筹了3万元，最后顺利拿到出版所需资金。我非常感激读者的慷慨解囊，感谢亲友们的大力支持。我很欣喜地看到，本书有传播力、有市场，作者与受众间是相互满足的。而作为法律界首本众筹成功的书，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曾对此进行过报道。

▲新书签售会

Q7

本书出版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蔡：部分所谓“敏感”文字通不过审批，一些我本人非常喜欢的稿件被删除了，可惜。如此一来，本书完整面貌、其思想体系无法得到如实呈现。

Q8

本书出版过程中，你也得到了很多法律人的支持，他们寄托了何种情怀？

蔡：物质上，他们给予了我近2/3的费用支持，大家理念相投，我说了他们表达不出、或不敢表达的话。精神上，很多朋友助我一起探讨、校对稿件，尤其刘桂明老师还作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序言，为此书增添光彩。我认为这些法律人和我一样，都希望律师这份职业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都希望社会回归理性本位思考问题，求同存异；都希望法治根植于每个公民的记忆里，道德教化不再试图捆绑法律。

Q9

你的本职是律师，却“不务正业”地喜好舞文弄墨针砭时弊、直抒胸臆，将来会继续写下去吗？

蔡：很庆幸，律师身份既为我提供了稳定的收入，也给予了我更多思考社会现状的契机。我认为，律师应该主动启蒙社会，启蒙大众理解法治。我曾给华政的杨新培教授写信，阐释一个国家仅凭坚船利炮不足以立民权、彰民法，唯有树立公民意识，法律方闪辉光。所以，我会坚持自己的价值理念，适时发表所见所闻所感。

Q10

你同时也是沪上非常活跃的法律媒体人，如何保证充沛精力，让自己在多个“战场”上游刃有余？

蔡：做律师，培训上课，做自媒体，写作……我所作的一切事情始终围绕着学习法律、使用法律、用法律服务社会的主线，核心目标统一，相互之间没有冲突，因此忙而不乱，不觉辛苦。这些工作是相互促进的，比如办案时我有新的思考与感悟，我会通过自媒体传播出去，然后接收社会反馈，了解他人想法，从而不断补充、完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