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实施，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民法学家的夙愿终于实现，这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重大意义。李永军作为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副会长，参与编纂了《民法典》，对《民法典》的体系化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回忆《民法典》的编纂过程，李永军颇有感悟，他说：“《民法典》不是一个学术作品，而是一个综合妥协的产物。”在他看来，《民法典》集合了理论和实践的智慧，历经了学界与实务界无数次的思想碰撞。虽然从编纂到出台，不同的声音和争议一直存在，但问题的存在恰恰说明社会思想的活跃，也证明了现在正是法学研究繁荣昌盛的好时期。

从民法基本理念的体系化，到《民法典》的体系化，‍“体系化”一直是李永军研究的关键词。目前，他正忙着通过体系化的研究，对《民法典》的体系化进行评价，对一些盲点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梳理。“体系化”也是他给予青年学者研究建议的关键词。他建议学者应该在更多了解《民法典》的前提下，从体系化的角度出发，多角度理解制度，使每一项制度都与《民法典》体系相融合。“法律研究其实是个若即若离的状态，如果学术、法律团体，包括律师、法官等，没有达成一定的共识的话，那么这个群体实际上是分崩离析的。”李永军说，“《民法典》为共识提供了一个基础，在《民法典》的基础上，（学者、法律团体等）将逐渐达成一个共识。”

李永军不仅是潜精研思的学者，更是充满热忱的师者。他结合自己多年教学与研究的经验，提出了一些基于法学教育困境的思考。

首先，他认为，本科生的基础教育要加强。在强化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要更合理地调整法律基础课程中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民法、刑法、民诉法、刑诉法、行政法、宪法”这六法作为从事法律职业必备的知识，必须在本科教育中加强。民法规范公民的人身行为、财产行为、人格行为等，所涵盖的范围更广，因此民法必修课的数量应该适当增加，这对本科生夯实基础至关重要。

其次，对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教育来说，培养“体系化”思维和“问题意识”是重点。到了研究生阶段，学校要注重引导学生去研究问题。李永军认为，目前大学里的实践教育过于形式化，为学生们请法官或者律师来讲课，不是真正的与实践结合。要彻底地改革教育方式，首先要让教师成为既懂理论又懂实践的专家。他说：“民法的实践性很强，没有一个民法理论是脱离实践的，所以我觉得下一步，法学教育和律师职业的关系应该更加密切。”到了硕士、博士阶段，每一个政法大学的学生都应该思考自己的研究、论文，要对学术、对专业有贡献，而不只是在总结陈述前人阐述过的问题。

谈到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向，李永军表示，目前法学教育改革的目标是不明确的，这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每个人对此都有不同的观点。现阶段法学教育的设计更多是从设计者本身的想法出发，很少考虑学生的需求和现代职业化的要求。“法学教育应该是能够促进法律职业发展的，从这个角度来改革，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李永军说。

《民法典》被誉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总共有7编、1260条，其覆盖范围之广、条文内容之多，给法律从业者带来了新挑战。在李永军看来，《民法典》具有整体化、体系化的特点，律师行业虽有细分，但律师们对《民法典》的学习不能止步于自己专精的领域。李永军用继承法相关业务举例：“搞继承不能不懂物权，也不能不懂债权、知识产权、合同等，所以还得全面、系统地看待，这是我对律师同行的一个最大的劝告。”李永军认为《民法典》的每一部分都很重要，他说：“靠看一眼条文就能做完一个案件的时代结束了。”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各行各业的工作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律服务行业亦是如此。李永军表示，在当下，法律服务业的“危”与“机”共存。“疫情会增加破产的数量，对从事这方面业务的律师来说是个契机，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如中小企业重组困难、和解困难等。”李永军举例道。我国采用的是“和解、重组、破产清算”三位一体的方式，但在实践中，和解程序用得并不多。李永军提到，小型企业用和解程序解决破产问题，既节约成本又高效，因此，应该从立法层面就对和解程序加以重视。其次，他提醒从事破产业务的律师要熟悉破产法的相关制度。破产法程序复杂，涉及财产法、物权法、婚姻法等各方面，因此做破产律师很不容易，要系统地理解掌握相关制度和知识。

近年来，破产法领域的学术成果颇为丰硕。李永军特别指出“个人破产”是未来破产法相关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个人破产对于中国的破产法来说，是一个新的东西，当然这不是一个常态。”李永军说，“从主体上来说，在世界范围内是先有个人再有法人的，但我们把本来正当的东西（个人）省略掉了。”李永军认为，要将“个人破产”放到破产法里。从目前来看，怎么放、放到什么程度，是未来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李永军认为，法律是一个需要很强的人文精神的行业，对于法律服务从业者来说，职业道德只是最起码的一个门槛。他指出，律师不应该只为挣钱而从业，心中首先要有正义和公平的观念，其次是要有对人的关爱。正如我们怀念的刚故去的张思之先生曾说的那般：“律师要具有哲人的智慧、诗人的激情、法学家的素养、政治家的立场，四者统一于科学的使命和职业良心与社会正义之中。”

如今已经是法学界“大先生”的李永军，青年时代最初的志愿却是中文系。他坦言，当年进入法律专业学习其实是一场机缘巧合，后来又与中国政法大学结缘，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第一个博士后。一路走来，他见证了中国法学教育和研究的薄弱时期，也毅然投身其中，助力民法完善；不仅书写了累累的学术成果，更灌溉了满园桃李，为法律界输送了济济人才。

除了教学和科研工作外，李永军还肩负着大量的社会工作，在诸多事务的压力下，他却始终保持精神奕奕的状态。他同观众分享了精力管理的秘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一旦习惯、适应了，一般都不会有精力不充沛的情况发生。”李永军建议按照实际需要规划精力的分配，尽量养成规律的作息，如此才能良性循环；如果长期熬夜，可能会给身体健康留下隐患。

李永军开玩笑说自己与学生的相处模式比较“老派”。他说：“因为年龄大的原因，我的观念还是比较‘老’的，所以我对学生都是该批评的批评、该表扬的表扬。”在教学上，他秉持“严师出高徒”的理念，但在课后，他也常与学生交流生活上的问题。他回忆起90年代刚工作的时候，每个星期都要去本科生宿舍坐一坐，与学生一起逛颐和园、讨论教学方法，为学生解决生活难题。但后来因为校区划分、自身研究任务加重等原因，他也遗憾于近年与本科生的交流不足。李永军认为，老师与学生之间那种传统的“师徒如父子”的关系应该传承。

生活中，既爱读书也爱旅行的李永军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起喜爱的书籍，李永军滔滔不绝地报出了一连串儿的书名：《红楼梦》《家》《春》《秋》《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每一本他都如数家珍。而谈及印象深刻的旅行，李永军提到了北极之旅、美国的一号公路自驾、中国的河西走廊之行。北极黑暗中的极光让他深感震撼，他认为，旅行也是一种认知方式。广袤天地间的自然风光不仅能陶冶情操，也让人感叹天地之辽阔、学术之无涯，以及人之渺小。

当被问及“假设有机会‘穿越’，您最想回到哪个时代？”的时候，李永军兴致勃勃地表示自己想要回到春秋时代。“汉朝以前，知识分子十分有骨气。”李永军解释道，“那时候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者到处讲学、辩论，文化非常繁荣。”

醉心于法学研究的李永军，对学术一直保持着至真至纯的心，如今被称为法学“大先生”的他，亦有着春秋群儒的风骨。他为当下法学研究良好的氛围环境感到欣喜，同时，他也期待未来在学术上可以迎来另一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