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中国区交通和基础设施行业组的两位领导人袁华之、陈峰，大成中国区顾问委员会主席王忠德与大成欧洲区交通和基础设施行业组领导人Marc Fornacciari分别致欢迎辞。

陈峰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在铁路、电力、机械等基建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一带一路”战略下，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趋势在不断加大，当前国际环境形势为中国承包商转型提供了机遇，为国际合作带来更大空间，如何应对中国企业出海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大成希望通过高端、专业、权威的交流，为服务中国基础设施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

据中国对外承包商会副秘书长张湘介绍，2016年1~10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新签合同额1655.2亿美元，同比增长11.1%，绝对增长额超过150亿美元；同时期，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61个国家新签合同额843.9亿元，占同期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同比增长30.7%。另一方面，中企出海遭遇种种不利的新闻和案例也日渐增多。

中国对外承包商会副秘书长 张 湘

围绕基建企业出海所遇到的法律架构、融资方式及运作风险等热点话题，本次论坛精心设置了“建筑业企业境外投资的法律风险与防范”、“海外并购风险及相应对策”、“项目国内审批阶段的注意事项” 、“项目架构和运营过程中如何优化税务管理”等主题演讲分享，以及“融资风险及融资模式创新”、“项目运营风险及防范”；“海外基础设施建设营运争议解决途径”等互动研讨话题。

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周期长、投资大、成本高等特点，面临比一般海外投资项目更高的风险。

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法律顾问兼法务部部长吴青认为，建筑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广泛分布在工程承包方的投标、垫资、工程变更，在项目融资方面的特许经营的有效性、政府兜底条款，在项目投资方面的市场准入、合作伙伴关系处理、企业运营以及法律差异、劳资关系、当地政治形势与公共关系等方方面面。复杂多变的环境要求建筑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更加谨慎应对。

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法律顾问兼法务部部长 吴 青

陈峰在与律新社交流时表示，除了政治局势影响、法律及文化差异等大的风险，建筑企业海外投资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投资回报率。相比国内，基建项目的海外投资回报率普遍在4%~8%之间，在发达国家甚至更低，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很多海外基建项目是由大型国企或政策性银行支持的项目，而很少有民企直接参与的原因。

而且基建项目的施工周期较长，很多企业往往会有专业团队跟进项目前期的投融资风险防范，但对项目进入施工后的风险不够重视，比如一些海外基建项目在进入施工后，与当地的环保意识产生冲突，由此可能导致项目延期甚至搁置，进入施工后的风险防控也应提高重视。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常云波在与律新社沟通时表示，中交海外业务每年有600多个在建项目，合同金额在300~400亿元人民币规模，营业额每年约为200亿元，纯利润12亿元左右，从商业模式上看，未来中交海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会越来越大，未来十年内有望达到国际业务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左右。

根据中交集团的海外投资经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风险无处不在，比如属地政府的更迭、文化与法律的差异等，因此中交在海外战略的属地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更多是通过跨国并购来打造属地化的经营品牌，用本地人和本地渠道来做生意，以期更多规避一些风险。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 常云波

本次论坛上，汇率风险成为与会嘉宾频频热议的另一个焦点。大成上海办公室合伙人石锦娟律师在谈到，包括汇率在内的金融风险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风险之一，企业应该在合同中注意加入保护性条款、添加货币保值条款，或者依据金融市场上的应对方案，如掉期保值等方式加以防范。

大成上海办公室合伙人 石锦娟

常云波告诉律新社，汇率风险一直是走出去企业所关注的话题，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走出去的范围加大，希望政府和金融机构更多在实体经济和企业方面予以支持，以直接推动人民币对外投资，这是规避汇率风险最有效的方式。他以中交南美的一个项目为例，对交易双方而言，现行结算的美元仅仅只是作为一种交易权衡物，并未实际再用于投资或使用，这显然增加了交易成本和风险。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环球人民币应用策略中国区主管王永东认为，一种货币的国际化必须要有经济的强有力支持，自2009年启动人民币国际化以来进程非常快，这几年受国际国内大形势影响最近处在一个往下调整的区间，这是可以理解的。国家相关政策在收紧，由此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的影响是，银行在给企业做尽职调查期间，对合规方面一贯表现良好的“好学生”，仍然是鼓励支持，但之前在合规方面表现不太好的企业，需要进一步夯实自己的基础来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环球人民币应用策略中国区主管 王永东

海外投资中，如何利用融资撬动资金是企业非常关注的话题。常云波、王永东与大成迪拜合伙人Neil Cuthbert、大成上海高级合伙人孙庆南及华涛进行了交流讨论。其中，华涛律师对如何以基金方式进行项目融资做了案例分析。他认为，企业融资传统通过信贷来解决，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尝试“基金”方式来解决。这种方式中项目普通合伙人的控制力较强，是其他联合体在法律上难以达到的效果，而设立基金除了实现融资目的，还兼具一些商业和利益安排，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左起：孙庆南、常云波、王永东、Neil Cuthbert, 华涛

海外投资涉及跨国性生产经营，需要在境外设立下属企业进行长期运营，日常运营中面临的公司治理合规、税务、劳资、知产、诉讼等风险也较为普遍。上海电气电站集团法务部部长鲍毓浩与大成巴黎合伙人Marc Fornacciari、大成加拿大合伙人John Haythorne与大成上海高级合伙人莫非、合伙人石锦娟进行了“项目运营中的法律风险规避”探讨。

左起：石锦娟、鲍毓浩、Marc Fornacciari、John Haythorne、莫非

同样在国际业务中，争端解决是很重要的话题。来自上海、香港仲裁机构负责人与上海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及大成香港合伙人Keith Brandt、大成北京高级合伙人江荣卿、大成上海高级合伙人吴静静对此进行了分析对话。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副主任、秘书长马屹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风险大致可以分为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两类风险对应的解决方式是仲裁或诉讼，由于对国外仲裁模式、法律适用的熟悉程度尚有欠缺，导致获得胜诉的比例偏低。与诉讼相比，仲裁是低成本、快捷、有效的争议解决方式，随着更多企业走出去，企业在传统的争议解决方式当中要更多的关注国际商事仲裁。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副秘书长刘京认为，中企在需要进行争议仲裁时，应该“能争取主场尽量争取主场，争取不到主场就争取在香港（仲裁）。”因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对走出去的中企而言，无论是在文化沟通，还是合并审理方面，都具有优势。

上海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饶师昭结合上海城建在海外基建项目的经验，介绍了“设立争端处理委员会”来处理争议的解决方式。她认为仲裁不失为一种合理解决争端的方式，但实际上对工程企业而言，尤其是面临高额索赔案件时，往往面临“即便赢了仲裁，但对项目本身的推进其实是损失的”，设立争端处理委员会是一种比较现实可行的方式。

左起：吴静静、马屹、刘京、饶师昭、Keith Brandt、江荣卿

论坛还探讨了境外直接投资项目中的中国政府审批流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与企业的市场机遇以及境外基建项目架构和运营过程中如何优化税务管理等专业问题。大成南京执行主任李晨律师为本届论坛致了闭幕辞。

作为一家积极推进国际化的律所，大成的国际化也必然伴随着服务中企出海。

大成上海办公室主任陈峰告诉律新社，大成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140个服务机构，逾7000名专业律师，大成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利用全球的专业资源为客户服务，首先解决了当地律师和中国律师的沟通问题。在服务过程中，中国律师能准确理解中资客户的文化和需求，同时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网络协作，提高了服务效率，以一个简单的文本翻译为例，大成全球办公室可以24小时办公，在服务时间上实现无缝衔接。

此外，在大成上海内部还建立了专门的合规团队，团队中除了传统的商业合规专家，还配备了专业的刑事风险防控专家，因为“一带一路”国家及众多发达国家都加大了反腐败工作，刑事方面的风险也不可小觑。遍布全球的大成的办公室非常愿意帮助中国企业走向全世界，提供具体、全面、优质的法律服务，实现参与各方合作共赢。

论坛嘉宾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