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律所组织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被提到战略高度。

律所品质化及规模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合伙人低流动率，合伙人低流动率的前提是愿意在一起，愿意在一起的前提是有文化认同！

文化能产生真正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在中国历久弥坚的律所中，都能看到文化的重要作用。康达律师事务所就是一家文化立身的专业服务机构。“无兄弟不康达”是康达人的“暗号”。作为中国司法部最早批准设立的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之一，康达于1988年在北京创立。发展至今，康达已“尽心服务中国法治三十六年”，并在全国范围内设有22家分支机构，拥有执业律师近2000名。康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总部到各分支机构的稳定性较高，人员流动率低。

“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理念，为康达注入了独特的文化精髓，成为凝聚团队力量、推动律所稳步前行的核心动力。康达文化不仅塑造了律所独具魅力的品牌形象，更为康达人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与归属感。

2024年12月18日，律新社卓越之道第二季连线康达律师事务所。律新社创始人、CEO王凤梅与康达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廉高波共同探讨康达如何通过独特的文化理念，驱动律所管理创新、保持人才稳定，以及实现总分所之间的高效协同与深度融合。这位从康达西安分所调入康达北京总部管委会担任执行主任的合伙人，对康达文化的包容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受。

“尽心服务中国法治三十六年”是我们打开康达官网看到的第一句话。作为行业内的老大哥，康达经历36年积淀，形成了怎样的律所文化？

康达的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副对联：“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康达文化进一步总结为16个字：开放包容、勤勉谨慎、谦抑厚重、和衷共济。

康达创立以来，便展现出包容的文化特质。1988年，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了9年的付洋创建了康华律师事务所（1989年12月更名为康达律师事务所），开启了其卓著的律师执业生涯。在付洋律师的感召下，一大批有着同样梦想的法律人加入了康达的创始团队，他们都是来自国家机关、司法战线、法学院校的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一群个性鲜明的创始人，因共同秉持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信念而走到一起，他们相互包容、和谐共处、共同奋斗，为康达营造了浓厚的包容文化氛围。

这种氛围延续至今，使得康达的资深、中年、青年律师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与传承。无论是资深律师对中年律师的提携、中年律师对青年律师的指导，还是青年律师对资深律师的尊重，都共同铸就了康达这个拥有近2000名律师的大家庭。

勤勉谨慎是律师的基本职业素养，康达的律师始终保持着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勤勉工作、谨慎行事。

康达文化更突出地体现在“谦抑厚重、和衷共济”上。我们倡导律师应保持谦和、隐忍、克制的态度，以温润君子的形象展现在社会和客户面前。同时，和衷共济的精神形成了“无兄弟不康达”的深厚情谊。正是因为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康达才能走到今天。

康达目前设有22家分支机构。康达西安作为康达在全国设立的首家分支机构，已发展成为西安本土名列前茅的律所。为什么选择在西安开设第一家分所？康达西安的律所文化有何独特之处？

康达西安分所作为康达全国首家分支机构，其设立颇具意义。1993年1月，司法部出台鼓励律所设立分支机构的通知，康达随即在3月提交申请，并于4月获批设立西安办事处。次年5月，陕西省司法厅批准撤销办事处，设立康达西安分所。据我了解，康达可能是全国最早设立分支机构的律所之一。

选择西安作为首家分支机构的设立地，并非出于科学的战略布局，主要是因为吕延峰律师。他毕业于北大法律系，曾在司法部及英国律所工作，因家庭原因回到西安。他希望能有一家北京的律所在西安设立分支机构，以便其更好地开展工作。在吕延峰律师的发起和总部人力及资金的支持下，康达西安分所很快建立并发展起来。

我加入康达，主要是被吕延峰律师及康达文化吸引。吕延峰律师温润谦和、儒雅厚重，是康达风格的典范。在他的影响下，康达西安分所传承了谦和厚重的文化。

《中国首家律所分所为何设在西安？》

后续康达分所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康达西安的模式，那么康达在总分所架构下，如何实现高效且有效的管理？

2004年之前，康达的发展相当迅猛，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设立了十家分支机构，这是当时律所中最多的。那时，康达主要是通过文化赋能，强调大家是一个大集体，来凝聚这十家分所及其成员。

到了2015年，以乔佳平主任为首的新一届管委会成立后，我们开始注重总结自身的文化，同时加强制度建设。

从那时起，康达的制度有了质的变化。在为分所赋能方面，更多地体现在制度建设中，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举措。我们认为，在律所这样的组织中，文化和制度都非常重要，二者所起到的作用是各占一半的。单纯有文化没有制度，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无章可循，尤其是随着组织的扩大和人员的增加。

康达一直用心做公益、推普法，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公益理念与初衷？您认为公益事业对律所品牌建设有何助益？

在康达，我们始终认为“达则兼济天下”是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作为律师，我们不仅为客户提供服务、创造价值，同时也承担着社会责任。

多年前，康达就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捐赠1000万元，设立了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研究与教育基金，并建立资助学生的宏志班。许多康达律师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一些受资助的学生毕业后也加入了康达，与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渊源。

与此同时，康达总部设立了公益委员会，由资深律师孟丽娜担任主任。她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康达，现已成为管委会委员。她为康达的整体公益工作投入了很多。在她的带领下，我们与朝阳区政府、基金会以及新疆建设兵团的部队建立了深厚的联系，提供各种公益服务。

公益工作占据了康达许多律师的大量时间，但看到我们的努力能够为社会带来积极影响，我们乐在其中，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例如，康达郑州分所走进军营，西安分所则坚持涉农公益活动多年，围绕乡村振兴开展工作。西安分所与温铁军老师合作，参与了多年的陕西乡贤评选和乡村振兴论坛等活动，这些活动非常有特色。

此外，我们还在陕西的洛南县和延川县两所学校开展了校中校的公益活动，关注那些可能因家庭背景或个性原因而在学校中处于边缘化的孩子。我们组织这些孩子，由康达律师给他们讲课、组织活动，也邀请其他领域的专家来讲课，以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增强他们与社会的融合度。

您觉得做好律所管理的关键因素有哪些？作为总所的管理者，您认为一个大所的管理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对于律所这样的组织来说，它不同于生产制造类企业，更需要文化的支持，因为人才是核心。很多律所强调一体化，但实际上很难做到真正的一体化，因为每个分所、部门都是由不同的人建设的，业务也是由不同性格的人完成的。真正的一体化不仅仅是财务、风控制度、人事制度上的一体化，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认同和文化的体现。

如果一个团队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即使因为利益平衡暂时在一起，一旦利益失衡，就可能出现大的波动。最终留下来的人或离开的人，往往是价值观相似的。

作为管理者，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考量：首先是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让大家聚在一起；其次，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增强市场能力、客户服务能力和业务能力，即为客户创造价值和为自己创造价值的能力。

康达在管理中积累了哪些特别有效的制度？

自2015年新一届管委会成立以来，我们开始在人力资源、财务管理和事务管理三个方面补齐短板。在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方面，我们逐步完善了相关的制度。事务管理上，我们出台了关于案件管理、风险控制以及推进专业化建设和品牌建设的相关制度，使得管理更为系统化和规范化。

康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总部到各分支机构的稳定性较高，人员流动率低。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自2004年加入康达西安分所以来，20年间，我所知道的聘用律师离职人数屈指可数，不到十人。这些离职的律师中，有的转去做了企业高管，有的去了其他律所担任主任。在康达，短期内晋升到管理层岗位可能较为困难，但在其他律所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因此一些律师选择离开。

对于离开康达的律师，我们有一种文化，即“扶上马送一程”。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只要提出离职，我们都会支持他们的决定，并愿意做他们未来职业发展的后盾。

这种低流动性和稳定性反映了康达的文化——包容和家庭般的氛围。在这里，同事们像兄弟姐妹一样相处，没有太多的是非和不快，使得大家都愿意在这里长期工作，非常舒服。

人各有志，希望自己做什么样的律师、保持什么样的状态，很重要。我自己喜欢的是“有书读、有事做、有钱赚”的生活，后来我的同事又加了一个尾注——“有酒喝”，做“四有律师”，这其实就是蛮好的一个状态。

《幸福生活做“四有”律师：

康达始终坚持从战略层面构建人才制度与培养模式。康达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举措有哪些？

我们深知人才是律所发展的核心，因此对于新鲜血液的注入以及内部的培养都非常重视。

我们强调对青年律师的“传帮带”，不仅在业务上进行指导，更在文化、做人做事、做律师方面言传身教。

同时，康达有意识地通过学习制度加强对青年律师的培养。我们设有“观止讲堂”，这是一个内部学习平台，鼓励所有律师为青年律师和客户讲课，培养青年讲师队伍；我们还举办公益讲堂，提倡康达的律师能够走出去，为客户讲课，进行知识分享。此外，康达的青训营已经是特色品牌，许多年轻律师都希望加入。在青训营中，他们不仅加深了彼此间的联系，还能在短时间内学到很多东西，这增加了康达内部年轻人之间的合作机会和认同感。

在帮扶青年人的过程中，康达特别注重用文化熏陶。先得让他们认同康达的文化，然后再说让他们成为优秀律师。康达还给了青年人一个特殊通道——十多年来，任何人都可以给康达创始人、合伙人会议主席付洋打电话，可以去见他，可以谈梦想，也可以谈困惑。付洋律师都会留饭留酒，大家在吃吃喝喝中，就把困惑解了，人心聚了。这也是康达“酒文化”的另外一种衍生，大家能在康达找到家的感觉。

《康达青年律师“特别导师通道”：

康达始终遵循“有质量的规模化”，您如何解读这一理念？康达是如何实现总分所双向赋能的？

我们在追求规模化的同时，并没有急于扩张，而是有计划、有选择地进行，更加注重分支机构的质量和与总部文化的融合。

首先，我们对分支机构的设立有明确的战略规划，比如在省会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布局。但康达分支机构的设立过程通常是被动的且周期长，很多时候是因为当地律师团队希望加入康达，我们会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沟通。目前，康达已有22家分支机构，并且合伙人会议刚刚通过了在昆明和南昌设立两家新的分支机构，届时分支机构将达到24家。我们的目标是每一家分支机构都能真正融入康达，不仅仅是文化上的融合，也包括业绩上的提升。

其次，我们希望康达的分支机构都能达到百人以上的规模，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一个大型城市的业务体量至少可以支撑若干家百人以上的律所。如果规模太小，在本地市场的可见度和影响力就会不足，也无法形成规模化的优势。

作为经济学博士和法学博士后，您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和趋势，法律服务有哪些机会和挑战？

我认为，无论经济处于上升期还是下行期，律师行业始终都蕴含着丰富的机会。当然，不同经济阶段的机会性质和数量可能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机会的缺失。在经济下行期，机会可能隐藏在危机之中，需要我们敏锐地察觉并勇敢地尝试。

当前，我们正处于经济规律性调整的阶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济的下行并非不可逾越的难关，而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常态。尽管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受到其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但长久来看，这些问题终将得到解决。

此外，我认为，经济下行并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一方面国家会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支持，另一方面经济本身也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当经济下滑到一定程度时，它自然会迎来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