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工匠到生态建筑师：

一位财富传承者的精进之路

陈凯的学术与职业足迹，清晰描绘出一条从法学专业深耕到公共管理宏观构建的路径。他跨越学科的勇气，源于一份穿透性的认知：财富传承绝非按部就班的法律工序，而是一套需要家庭文化浸润、社会意识共鸣与政策环境支撑的复杂生态。这份体系化建设的远见，如同无形的推手，不仅引导他走向公共管理的知识海洋，更深植了他如同园丁般精研土壤、协调养分的系统性思维：在个人专业抉择与广阔社会图景的交织处，探寻着让财富之树真正根深叶茂的奥秘。

您拥有法学硕士、公共管理博士等多元背景，这些学术经历如何塑造了您对财富传承这一交叉领域的理解？

陈凯

我本科和硕士学的都是法学，在进修博士选择专业时，一开始我申请的是法学博士，综合考虑后，最后选了公共管理。因为在研究财富传承时，我发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更需要体系化的支持。比如家庭精神文化的传承、公众意识、客户心理、个人IP、市场氛围、政府引导、法治和公共政策保障，还有服务联盟、从业人员培养、行业自律等。对个人而言，如果仅懂法律不懂人心，对行业而言，如果没有形成生态，很难真正做好财富传承。

因此，我认为不能仅从技术层面解决问题。所谓技术层面，就是客户有需求，我们从法律上写协议、设计方案，但即便方案再完美，落地时仍涉及一系列问题，从客户自身决策、各类影响因素到社会支持保障等，这就是我选择进修公共管理博士的原因。

不得不说一句，在财富传承领域，律师如果执迷于所谓的“工匠精神”和“法律信仰”，而缺乏真正的全局视野、高维格局和使命感，其实很难帮到客户。

澳大利亚的工作经历是您投身财富传承领域的重要契机，请具体讲述那段经历带给您的启发和思考。

陈凯

2007年，我交换来到澳大利亚一家律所工作，这里聚集了世界各地的专业律师。当时，国内的侯耀文遗产案引发国内外律师的高度关注。由于侯耀文突然离世，生前没有留下遗嘱，导致家人之间因财产分配问题产生分歧。一次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和一些外国同事闲聊，他们对侯耀文遗产案非常不理解，认为写遗嘱就可以免去这些麻烦。外国同事问我“难道中国人都不立遗嘱吗？正常人都得写遗嘱！”我很惊讶：“啊？但是中国人一般正常的都不写遗嘱！”

后来经过调查，我发现外国人普遍重视立遗嘱。30、40多岁的人都已立好遗嘱，结婚需要立遗嘱，有小孩后更要立遗嘱，这给我很大触动。当时我就坚定认为：第一，中国人会越来越富裕；第二，富起来的中国人会像澳大利亚人一样，通过遗嘱、保险、信托、婚前协议等多种方式管理家庭财产。

现在大家常说“我不理财，财不理我”，这更多是从财产增长角度出发，而对财产风险的管理意识还很缺乏。过去只有律师在遗产纠纷发生后介入，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婚前咨询如何处理财产问题。父母也会在子女结婚前来咨询遗产分配问题。这在以前不可想象，如今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已很普遍，这是时代的变化。

回国后，我处理了不少遗产纠纷案件，从中发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没有遗嘱，导致不必要的争斗和纷争；第二个问题是即使立了遗嘱，也未必能解决问题。原因在于：首先，只有遗嘱无法消除各方猜疑和利益分歧；其次，遗嘱落地需要保障，比如合法性认定、遗产管理人职责等“最后一公里”问题。

您被行业所熟悉是因为您的研究成果，而您被公众所熟悉是因为您发起设立的“中华遗嘱库”公益项目，设立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什么？

陈凯

设立这个项目的初衷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从我个人而言，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做了很多帮助别人的事情，很多人因他的帮助而脱贫致富，他去世出殡的时候十里八乡来送他的人甚至导致了交通堵塞。他临终时对我们子女的交待就是“好好读书，做有意义的事”。所以从事公益事业，也是我的一种夙愿。从行业思考而言，财富传承这个市场的容量，既取决于社会家庭财富的总量、人口的因素，更受到人们观念的影响，只有改变公众对遗嘱的观念，才能真正爆发出巨大的需求，这个市场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说，我参考借鉴了新加坡2006年设立全球第一个遗嘱登记署的做法，试图打造一种服务和覆盖全民的遗嘱公共服务。从技术角度而言，我吸收了清朝雍正皇帝“正大光明”匾后面藏遗诏的做法，只有做好遗嘱的保管和传递，把生前保密和身后传递两件事管理起来，遗嘱才能真正落地。

这个项目能成功设立也是一系列的巧合和机遇。我的想法得到了许多重要领导的支持，最终促成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在2013年启动了这个公益项目。十多年来，中华遗嘱库已在全国设立了56个分库，已向社会提供遗嘱咨询服务57.2万人次，登记保管35.7万份遗嘱，遗嘱生效1.2万余份。中华遗嘱库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先后获得了“首都慈善奖”和“北京好人榜”等殊荣。

财富传承不仅涉及法律技术，更关乎情感、价值观和代际责任，您认为一名优秀的财富传承律师应具备哪些核心能力？

陈凯

我认为核心能力有两点：第一是“动嘴”的能力，第二是“动笔”的能力。

“动嘴”能力要求财富传承律师不仅是法律专业人士，更是能深度理解并影响当事人的沟通者。从复杂事务中挖掘当事人真实需求，调动其解决问题的积极性。这与律师被动介入纠纷不同，财富传承服务依赖当事人意愿，需通过沟通唤醒其责任意识，将隐性需求转化为行动。

财富传承律师不同于诉讼律师，不能做亡羊补牢者；也不同于商事律师，不能只做唯客户马首是瞻的服务者，更不能只做一名默默无闻的工匠，应当对当事人的思维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我经常在和客户的交流中，用一些案例、人生感悟、圣人之言来引导客户，让客户大惊失色、大为触动、深受启发、真心佩服，从而启动“自助”机制，我们的“他助”能力才能有施展的机会和空间。

“动笔” 能力是专业基础，包括分析、规划、起草文件和实施安排的能力。

“动嘴”“动笔”两者缺一不可。空有专业知识若无法打动客户，便无用武之地；仅有沟通能力而无专业支撑，则难以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近年来，高净值人群对跨境资产配置、家族办公室的需求日益增长，您认为中国财富管理律师应在哪些方面提升国际化视野与服务能力？

陈凯

这类业务有两个背景：一是改革开放、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可逆的趋势，中国家庭财富全球化流动是必然；二是世界局势风云变幻，贸易战、关税战、留学限制等都会影响跨境资产配置需求的变化。例如美国限制中国留学生，就会导致香港高校录取分数线出现明显波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财富管理律师首先就需要具备全球化视野。走出国门实地考察，理解国际规则和市场需求，而非闭门造车。其次就是应对跨境配置需求的能力。掌握跨境法律、税务、信托等知识，提供全球化解决方案。再者就是需要胸怀与认知，在动荡与机遇并存的环境中，以开放心态拥抱变化，提升跨法域服务能力，帮助客户应对资产流动中的风险与挑战。

从理念燎原到实务突围：

财富传承领域的多维拓疆人

财富传承行业的发展，既需要理念的启蒙，也需要实践的突破。从《传递财富传递爱》到《遗产管理人实务操作指引》，陈凯的一本本著作既完成了理念启蒙，又填补了行业从理论到实操的多重空白。国家级课题研究让他洞察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的深层需求，而主导国内首单自然人慈善信托的实践，则直面政策与善意的现实碰撞。这种兼具宏观视野与微观落地的思考方式，以及学者、实践者与推动者的多重身份，使其成为连接政策、行业与家庭需求的关键纽带，持续推动着财富传承从专业服务向生态构建的演进。正如财富传承的本质是跨越代际的对话，他的工作亦在连接当下与未来，让理念的星火渐成燎原之势。

您出版了多部专著，《传递财富传递爱》《守富与传富》《财富传承案例集》以及最新发布的《遗产管理人实务操作指引》，这背后贯穿始终的理念主线是什么？您希望这些作品对中国财富传承行业产生怎样的推动？

陈凯

提前规划，减少纠纷。

《守富与传富》和《传递财富传递爱》这两本书侧重理念启蒙。2016年出版的《守富与传富》体系化地提出家族财富保护与传承的理念、风险、工具体系及规划要点。2012年出版的《传递财富传递爱》主要剖析遗嘱和继承安排中各类问题，将财富传承与情感、价值观紧密相连，为大众提供合法合理解决遗产纠纷及规划财富传承的有效方案，而且是中国第一本把家族信托作为财富传承工具进行介绍和解读的书籍。

《遗产管理人实务操作指引》和《财富传承案例集》则立足技术赋能，前者以标准化操作手册的形式，覆盖遗产管理全流程实务要点。后者通过86个争议案例提炼风险识别、方案设计与纠纷化解的实战方法论。

这几本书弥补了行业理论空白，已经成为不少从业者的“案头书”，为财富管理律师、理财师、信托从业者等提供知识储备和实操指引。许多读者也是因为书中内容决定投身财富传承管理领域。中华遗嘱库五万多名志愿者中，有不少人也是受此影响加入进来。有意思的是，热播剧《蛮好的人生》里面，居然把我的《守富与传富》作为道具，男主角遇到家族信托问题束手无策的时候，看了这本书以后豁然开朗，推动了客户家族信托的落地，给了这本书很长时间的一个特写镜头，很多人还以为这是道具，没想到是真的有这本书。

不过我理想中的另一本书还在酝酿之中，因为我这些年来接触了很多客户，也接触了很多同行，真心感受到大家在财富传承理念和文化上，还有很多误区和盲点，需要厘清。比如有的人认为我财产不多，不需要提前安排；有的人对海外信托海外保险的理解有较大误区；再比如有的同行对遗嘱服务缺乏基本认知；对遗嘱保险家族信托的认识和使用存在误区；对律师、公证和遗产管理人在财富传承中的作用和关系存在误区；等等，这些误区不但比较普遍，而且对客户、对市场、对我们行业的年轻人都会有误导。我希望有时间静下来早日写完这本新书。

您参与多个国家级课题研究，包括民政部、中国老龄协会等委托项目，这些研究对您理解中国家庭结构变迁、老龄化趋势以及财富传承需求有何深层次启发？

陈凯

我有三点感受。第一，基层家庭对财富传承的需求日益强烈；第二，学术界和有关部门重视程度虽在提升，但仍有较大空间；第三，财富传承是高度交叉的学科，涉及老龄化、家庭结构、文化、共同富裕、民法典完善等诸多领域，研究价值极大，但目前研究者较少。我们也希望更多学者加入。我们通过举办论坛、征文等活动推动学术交流，未来可能主动发起课题，进一步深化研究。

您主导设立了国内首个自然人委托的家族慈善信托，这个项目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对未来高净值人群公益意愿与财富管理的深度融合有何影响？

陈凯

最大挑战在于一些公共政策对财富人群公益需求的回应不足。当前，我国慈善信托相关政策体系虽已初步建立，但在实际落地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亟待完善之处。以税收政策为例，曾有客户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计划捐赠数百亿股权用于慈善事业，然而因股权变更需缴纳数十亿元税款，在股票未变现的情况下，如此巨额的税费负担让客户难以承受，最终不得不放弃大规模股权捐赠，转而选择小额现金捐赠，慈善意愿的实现大打折扣。

慈善信托项目让我接触到许多顶级客户的真实困境，他们既有大爱愿景，又受政策限制。例如，目前无法实现分红与慈善功能相结合的“混合慈善信托”。若能在政策层面突破这些瓶颈，未来高净值人群的公益意愿与财富管理必将实现更高效、更深度的融合，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

从专业律师到律所掌舵者：

差异化战略背后的管理哲学

作为国内首家专注于遗产管理与财富传承的专业律所创始人，陈凯以战略破局者的姿态，在竞争激烈的法律服务市场中精准开拓细分赛道。他凭借二十年行业深耕的前瞻视野，将传家打造成“细分领域专业品牌”，以差异化定位筑起第一道护城河；以企业化管理重构律所基因，构建“前中后端协作模式”，打破律师单兵作战传统，用系统性分工确保长期服务品质；更以长板理论培育人才：筛选用人观与共享利益机制结合，让学术型人才潜心研究，沟通型人才专注客户，在细分赛道上实现“人尽其才”。

传家以专注财富传承为核心特色，在竞争激烈的法律市场中脱颖而出。请谈谈您是如何确立这一战略定位并持续深化专业壁垒的？

陈凯

传家的建立是水到渠成。首先，我深耕财富传承领领域多年，形成了对遗产管理和财富传承系统理解与专业判断。通过市场调研，我发现目前很多律所都有财富传承的相关业务，但没有一家只专注做这个，因为财富传承注重的是事前，而大部分律所的服务都是事后，整体运行管理和服务机制都会有比较大的区别，这是我们的机会，也是差异化优势之一。其次，这20年我个人在财富传承领域积累了一定的影响力，很多客户主动找我处理他们的家庭财产纠纷，但我一个人的服务半径有限，成立一家专业律所就成为顺应客户需求的必然选择。

传家的核心壁垒不仅仅是单一的专业技能或是客户资源，而是三点：

• 第一是品牌IP，我们采取差异化定位，并注重为客户赋能，帮助客户成就自己；

• 第二是管理模式，传家所实行公司制和企业化管理，优势在于专业分工明确，前端、中端、后端协同运营。财富传承是一项长期服务，依赖管理系统确保服务质量和稳定性，避免个人主导的风险；
  

• 第三是“术业有专攻”，通过薪酬制度和激励政策引进人才，鼓励律师在特定专业方向发展（如涉税、涉外、特定人群），区别于合伙制律所由律师个人决定发展方向的模式。

传家目前诉讼方面以遗产诉讼为主，几乎达到100%的比例，非诉业务也正在快速增长。律所成立1年多，现有10位律师和30多位法务交付人员，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规模逐步稳定。除此之外，整个中华遗嘱库生态目前有工作人员200多人遍布全国。非诉讼业务，我个人十分看好遗产管理的未来前景。我们也会帮助客户配置包含遗产管理、意定监护、信托、保险、财产协议在内的不同工具，未来可能还有养老、殡葬、移民、文化等一系列服务，而非局限于某个单一产品，以更好满足客户多样化的财富传承管理需求。

您之前强调专家论证机制和团队协作模式，请具体说明？

陈凯

传家的运作体系分为前端、中端和后端。前端侧重市场推广与客户交流，分为品牌建设和客户沟通，目标是扩大影响力、吸引客户。中端是技术支持，为前端提供专家论证。类似任正非提出的“一线呼叫炮火”，前端遇到客户需求时，可随时呼叫中端专家介入，共同制定方案。后端是交付端，团队协作完成具体服务，如遗嘱制定、遗产管理人服务、存证、安心监护。区别于传统律所或合伙人团队常由个人包揽前中后端全流程，我们的模式避免了“单兵作战” 的局限，通过协作提升效率和专业性。

您如何看待律所在细分赛道上的品牌建设？北京传家是如何通过内容输出、学术研究和社会影响力来打造专业护城河的？

陈凯

传家是中国首家专注于财富传承细分赛道的律所，品牌建设对专业服务机构至关重要。律所的品牌建设与普通企业不同，核心在于三点：第一，紧密结合专业与行业，深耕细分领域，积极参与学术沙龙、行业论坛，建立专业话语权；第二，注重长期口碑，通过客户服务和案例积累塑造信任；第三，融合律师个人特质，建立 “人所合一” 的形象，这需要合理的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支撑。

财富传承是一个既需要专业深度又需要极高情商的领域，您如何培养年轻律师在这两个维度上的综合能力？

陈凯

我的理念是“筛选优先，培养为辅”。

首先是筛选：选择有志向、有品格的人加入。这里的“品格”不仅指人品，更包含耐得住寂寞、专注学术研究、坚守诚信、具备韧性等职业特质。

其次是培养：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筛选后给机会，让律师接触真实客户和案例，在实践中成长。搭建共同发展、共同获益的平台，合理的分配制度是基础。没有利益共享，人才培养就是空谈。另外，我们鼓励律师发展长板：擅长沟通的，侧重客户对接；擅长研究的，深耕方案设计，让每个人在适合的领域发光。

“战略不是研究未来做什么，而是决定现在做什么才有未来。” 陈凯的执业生涯印证了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的这句话。在财富传承领域，他既是躬身解决 “最后一公里” 问题的实务派，又是推动行业创新的布道者；既能精准捕捉遗嘱背后的情感密码，又敢直面政策与市场的碰撞地带。“耐心不是毅力的结果，而是对未来的坚定信念的结果。”当多数人还在争论方向时，他早已用二十余年的深耕证明：真正的行业深耕者，永远在用今天的行动定义明天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