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法律与金融的交叉地带，

追寻“真”问题

在金融与法律的交汇处，刘军的成长轨迹并非预设的航程，而是一场被业务“塑造”的深度探索。他以重大疑难案件为钥匙，开启了理解金融生态的层层大门，从P2P风险到债券纠纷，每个案例都成为他透视商业本质的透镜。他不仅精研法条，更深入金融产品的底层逻辑与监管脉络，以“将可控之事做到极致”的执着，在规则模糊地带为客户厘清方向。他的专业之路，是实践与思考相互淬炼的结果，被复杂业务所塑造，亦以专业深度反哺行业。

您是如何从众多法律领域中选择银行与金融作为您的专业方向的？这一选择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

刘军

选择银行与金融作为专业方向，并非一个预先设定的目标，而是一个在实践中被业务“塑造”的自然结果。我的执业生涯恰逢中国金融业态快速发展和变革的时期。从早期的P2P风险爆发，到传统的银行内部操作风险，再到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纠纷，我有幸深度代理了众多前沿案件。例如，相关P2P之大量案件涉及存管银行的责任界定，这要求我不仅要精通法律，还必须透彻理解存管业务在互联网金融中的核心角色与法律责任边界。再比如，处理银行内部罕见的“空存空取”案件，让我窥见了银行内部极其精细的合规管理与操作流程中潜藏的风险点，这远非书本知识所能涵盖。

随着经验的积累，我接触的案件类型愈发多样，从表面是风险投资对赌协议、实则深度绑定创始人个人银行贷款信用的纠纷，到看似是实体企业建厂、实则被复杂金融产品嵌套导致融资成本畸高的案例，再到涉及电子票据诈骗、金融机构分支背信等专业领域。每一个案件都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理解金融世界不同侧面的大门。我逐渐意识到，金融如同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它渗透到几乎所有商业活动的底层，承担着资本配置的核心功能。无论是传统的存贷款，还是创新的投资、票据、衍生品，其底层逻辑都紧密相连。要真正处理好这些案件，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条文的应用，必须深入理解金融产品的本质、商业运行的逻辑以及行业的监管脉络。这种深刻的洞察力，是制定出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诉讼策略、真正做到“以终为始”的关键。

这个过程是复杂、艰辛却丰盈的，它驱动我不断叩问商业之大本大源，因此于百忙中专门攻读全球知名商学院。正是通过这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个案”锤炼，我对银行与金融领域的认知从表层走向本质，从被动接手变为主动深耕。最终，不是我选择了这个方向，而是我在解决真实世界复杂问题的过程中，被这个领域的深度、宽度和广度所吸引，自然而然地锚定了为之努力的专业方向。是业务塑造了我，而我也在不断地精进业务。

您谈到历史案例是您选择银行与金融行业方向的源动力，您在处理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虚假陈述诉讼及破产重整案时，负责了多家证券公司及国有投资机构涉银行间债券相关诉讼和债权申报项目。请问在这个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法律挑战？

刘军

首要的挑战源于规则本身的不确定性。中国的债券市场由不同监管部门分管，规则各异。如“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由央行监管，其能否适用《证券法》在当时存在巨大争议。这种规则的不统一性，迫使我们必须在前沿地带寻找最有利于客户的法律依据，这本身就像在迷雾中探索路径。

其次，是实体认定上的专业性挑战。这类案件参照侵权责任逻辑，但其中关键要素的认定极为专业和棘手。例如，损失因果及其计算逻辑、交易因果及其证据构建、“重大性”标准及其适用场景（因证券种类有别）演变，行政处罚及其行民交叉规则等等，这要求我们必须对案例、法律、证据和法理有极其精准的锚定、不重不漏，并依赖经验来回穿梭，糅合数据，创造性的关联并靠谱的应用于复杂的案件场景。

第三重挑战则在于错综复杂的利益协调。尤其在破产重整程序中，战投方、大小债权人、债务人、管理人等各方利益交织，协调难度极大。我们发现，真正理解证券/债券结构和底层逻辑的债权人，基于其专业性，具有相当价值的统筹和协调性，有时甚至超过了管理人和法院。作为律师，依赖代理角色及对委托人利益的考量，进行合纵连横、运心统战，在博弈中尽力为客户争取最大权益。

面对这些挑战，成事心法便是“将可控之事做到极致”。在康得新案中，为确定管辖权，我们面对规则分歧，没有止步于常规辩论。在深入剖析证据中，创造性地论证了承销商（中介服务机构）实质应受债券《募集说明书》约束，并开拓性的被最高人民法院在程序性裁定采信。由此而论，基于“真”用心、“真”证据、“真”功夫，方能在山穷水尽处为裁判提供“真正有效”的视角。

在金融法律领域，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您如何利用技术创新来提高团队的工作效率和案件处理能力？您在团队培训和技术应用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和计划？

刘军

在金融法律领域，我始终认为“技术”是驱动专业发展的核心引擎。不过，这里的技术应作广义理解，它包含两个密不可分的层面：精密的法律技术和深度的行业技术。法律本身并非纯粹的社会科学，其内在逻辑的严谨性堪比自然科学，尤其是在处理金融这类证据链条复杂、逻辑要求极高的案件时，技术的精准应用至关重要。

基于此，我们提升团队效能的核心举措可概括为十二个字：“个案穷尽、点面结合、科技赋能”。

“个案穷尽”是基础态度与原则。我们要求团队对每一个案件都秉持极致负责的精神，不仅要掌握法律技术的“三板斧”，即穷尽法律法规、案例和理论，更要保持高强度、高品质的学习能力，确保在法律快速更新的背景下，我们的解决方案始终领先一步。

“点面结合”则是我们发挥团队智慧的具体实践。我们深知个人的认知存在局限，因此建立了非常务实的每周案件例会制度。这绝非形式主义，而是将每个成员正在攻坚的案件“摊开在桌上”，集思广益，共同审视证据变化、探讨法律适用、动态调整诉讼策略。金融案件周期长、变数多，通过这种持续的团队碰撞，我们能有效激活个体能动性，确保应对方案始终精准、敏锐。

而“科技赋能”是我们应对海量信息、提升协同效率的硬核支撑。我们很早就引入了专业案件管理软件，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流程的“不重不漏、过程可溯、风险可控”。所有案件证据、法律研究、关键节点都被系统化归档和共享，使得团队成员能从繁琐的资料整理中解放出来，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聚焦于最核心的法律论证与战略思考上，从而确保我们输出的法律服务品质始终维持在高位。

于实体经济的脉络之中，

拓宽金融法律的服务疆域

趋势藏于实体经济的脉动之中。刘军以其前瞻视野，洞察到金融法律服务的本质演变：它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金融契约，而是深度嵌入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代表未来的实体产业脉络中。资本流向何处，复杂而综合的法律需求便在哪里迸发。他的见解揭示，未来的专业壁垒在于能否兼具产业思维与金融逻辑，为客户的全周期发展提供贯穿资本与实体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您在2022年主导编写了《律师办理刑民交叉法律事务操作指引》。您认为这份指引对律师处理关于银行与金融领域内刑民交叉案件的作用和意义？

刘军

在2023年9月由北京市律师协会向全国发布的《律师办理刑民交叉法律事务操作指引》，作为律师界首部系统梳理该领域的专业规范文件，其编写过程极其艰难，历时两年，得失寸心。这部指引的诞生有其特殊背景：早在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曾酝酿相关司法解释，但因故未能正式出台，这使得我们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规范层面的空白。我们不仅完成了指引的文本撰写，还形成该领域最为庞大的关联数据库，这一成果在法律实务界引起轰动，并获广泛关注，对专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若聚焦于银行与金融领域的刑民交叉案件，这部指引及其数据基础的意义可从三个维度深入理解：

首先是认知维度。律师处理复杂案件的最大挑战往往是海量的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分散各处，导致认知盲区，尤其对年轻律师或未专研此领域的律师而言更是如此。我们的指引通过地毯式检索和梳理，将涉及“刑民交叉”概念、规则及案例与理论成果汇集成体系。这是精准识别和应对案件的基础。

其次是底层技术维度。当前金融领域的重大疑难案件，多数都带有刑民交叉的属性。若缺乏对相关规则的透彻把握，律师难以设计出真正安全、有效、以终为始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我曾主导一起金融机构的特别重大刑事追缴案件，基于指引编撰过程迫使我对刑民交叉的底层逻辑所进行的彻底梳理、穿梭思考和经验创造，形成的“程序实体相容并重”的应用谱系和底层技术，实践该案，兼具商业上更懂客户。我们方案让客户感到“非常可靠”，采访之时，该案穷尽程序四审后，最终获得“撤销刑事判决追缴判项”（客户免于追缴）的特别重大成果（该案在金融系统具有重大影响力）。这种底层技术与迭代及其实践思维，使律师作为“问题解决者”时，方“大本大源”，看得远、打得透、行得稳。

最后，我认为刑民交叉技术能力在今天已不再是律师的加分项，而是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必备技能。缺乏此种视野，法律方案可能不仅存在偏颇，甚至蕴含巨大风险。例如，在股东争议中，若只考虑民事权益而忽略刑事合规，很可能导致“先手”变“后手”的被动局面，“预则立，不预则废”，而预则需要你懂或懂你的人懂。

另外，指引所强调的“法律融合与证据协调”之交叉意识，正是现代金融法律服务的核心。

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您如何看待未来几年内金融法律领域的主要发展趋势？您认为哪些新兴领域将会有更多的法律需求？

刘军

在我看来，探讨未来金融法律领域的发展趋势，不能孤立地看待金融业本身，而应从一个更根本的视角切入，即要理解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是资本配置的枢纽。因此，趋势并非凭空产生，它深深植根于国家“脱虚向实”的宏观导向以及资本流向的实体之中。

我最近处理的一个大型能源企业案件就是很好的例证。表面看，能源是传统实体行业，与金融似乎分属两个赛道。但实际上，其背后复杂的融资结构（金融工具和杠杆），使得设备和厂房的权属深深嵌套在金融工具的多层结构里，交叉渗透，神形合一。这揭示了一个核心规律：金融之趋与实体所向密不可分，机会是立体且关联的。因此，资本所向，法律所依。

于大金融的经纬之间，

构筑立体化专业生态

专业之路，既需脚踏实地，更需仰望星空。刘军以“金融”为经纬，勾勒出融合资本、产业与法律的立体化专业结构。作为法律工匠，他视刑民交叉为专业底层逻辑，通过“资本、产业与法律内在的逻辑关系”融合构建“认知-实践-知识”的进化闭环。这不仅是个人能力的螺旋式上升，更蕴含着对行业未来的责任，将实战经验体系化输出，为复杂金融生态提供兼具洞察与创造性的法律价值。

您在未来的职业规划中有哪些新的目标和计划？您希望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您的专业领域？您认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哪些关键因素？

刘军

关于未来新的目标和计划，继续精进刑民交叉法律技术和专业队伍建设，继续精进金融领域的行业逻辑认知，紧密关注资本配置的结构、方法和方向。构建底层技术（交叉）与顶层关注（聚焦）深度融合的规范合规体系，切实解决行为之惑和精神之茫，真正帮助客户解决关键节点的系统性风险，做到预立响应。

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关键在于几个层面的持续构建与螺旋式上升。首要的是认知层面的不断突破与引领。其次精准勾稽顶层关注和底层技术的关联关系和合规结构，并形成简易行为标准。结合经验，进行系统性地输出，形成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反哺实践的良性循环。

在专业深化上，刑民交叉无疑是我的核心着力点。我始终认为，它是构建复杂法律解决方案的底层逻辑和必备能力，而非点缀。因此，我将持续优化专业数据（融会贯通的“活”的体系），聚焦应用场景，输出效率结构。这个过程就像一个DNA双螺旋构造，需要不断更新数据、反复应用验证、持续深化理解，从而实现专业能力的永续进化。

对于希望进入金融法律领域的年轻人，您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刘军

首先，无论起步于何种业务，都必须以极致的态度将手头的每一件案子做好。年轻人初入行往往带有偶然性，未必能立刻进入心仪的律所或团队，但这段经历恰恰是基石。处理任何类型的业务，本质上都是在打磨专业基本功，更是锤炼为人处事的能力。

其次，必须主动、持续地提升认知维度。这包括对金融行业本质的理解和对法律专业前沿的把握。金融的核心在于信用、资本配置与时空价值，而法律则是保障这些要素安全、高效运行的规则体系。年轻人不能满足于被动完成任务，而应深入思考案件背后的商业逻辑、资本流向以及风险结构。

最后，责任化于内心，这也是支撑前两点的基石，必须坚守。忠于事实、准于法律、全力以赴的服务。信用是律师职业的生命线，而信用正是通过一次次不负所托的责任担当累积起来的。只要你能坚持做好每一个案子，不断提升认知，并将责任内化于心，你的专业价值终将被看见，机会之门自然会为你敞开。

纵观刘军的专业轨迹，其最鲜明的特质在于以终为始，认真以动态、进化的视角审视法律与商业的共生关系，不懈追求卓越。他既能在个案中沉潜，将“可控之事做到极致”；又善于在复杂生态中融通，化繁为简，切脉为平。从刑民交叉的底层逻辑构建，到“底顶相融”的生态布局，他不断打破专业边界，在实践与理论的螺旋上升中重塑金融法律服务的深度与广度。这种基于深刻洞察的持续进化，不仅定义了他的专业高度，更展现了一位法律人在时代变革中的思考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