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规划以来，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不断增长。经核算，2021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产出）为31175亿元，增加值为12245亿元，这是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1]根据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的要求，到2025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更加便利，健身热情进一步提高，各运动项目参与人数持续提升，带动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万亿元。^[2]

随着我国体育强国地位的确立，体育法律服务市场有哪些前景值得期待？又面临哪些“疑难杂症”？面对疫情放开后接踵而至的各大国际体育赛事，体育法律服务从业者们应该如何应对机遇与挑战？

中国自参加夏季奥运会以来，累计获得262枚金牌；在近几届奥运会中，中国已稳居金牌和奖牌榜的第一梯队。^[3]与此同时，我国的体育产业亦体现出强劲势头，作为五大幸福产业与六大消费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升。

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在“十三五”期间， 我国体育产业高速发展，2016—2019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产出）从1.9万亿元增长至2.9万亿元，增加值从6475亿元增长至1.1万亿元。虽然2020年受疫情影响有所回落，但2021年就实现了反弹。与2020年相比，2021年全国体育产业总产出增长13.9%（未扣除价格因素，下同），增加值增长14.1%。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

体育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断提升。自2018年开始，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1%，说明体育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在增加。《“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进一步确定了体育产业发展的主要目标：体育产业总规模到2025年要达到5万亿元，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居民体育消费总规模超过2.8万亿元，从业人员超800万人。

2025年体育产业人口或将达5亿人。截至2021年，我国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已超过4亿人，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预计2025年体育产业人口将达到5亿人。^[4]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特殊时期影响，国内线上健身人数持续增长，线上健身会员及健身内容的年平均每月活跃用户从2016年的140万增至2021年的1.38亿。^[5]

体育场地总数再创历史新高。2022年中国体育场地总数为422.68万个，艾媒数据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国体育场地总数为450.90万个，环比增长6.67%，预计体育场地总数将再创历史新高。

中国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所有政策都把体育产业作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随着体育产业的不断扩容升级，势必将带动新一轮法律服务需求。

杭州成为继北京、广州之后，国内第三个亚运会举办城市。亚运会开幕之前，杭州为亚运会做的各项精心准备刷爆了社交圈，仿佛在传达：这是一场“高调”的国际体育盛事。2023年7月6日，在中共浙江省委于杭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浩介绍，本届杭州亚运会的各项筹办工作已经就绪，有望创造规模最大、项目最多、覆盖面最广等亚运史上的三个“之最”。^[6]

规模最大。运动员预计将超过1.3万名，加上随队官员、技术官员、媒体记者等，总规模可能超过3万人。而2010年广州亚运会参赛运动员数量最终定格在9704人。

项目最多。共设40个大项、61个分项、483个小项。

覆盖面最广。共有1个主办城市、5个协办城市，杭州亚运会共建设56个竞赛场馆（数量甚至高于奥运会！）以及31个训练场馆、1个亚运村和4个亚运分村。相比当年广州亚运会，杭州亚运会多了3个竞赛场馆、14个训练场馆。因此，杭州亚运会场馆建设耗资也更多。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杭州亚运会比赛及训练场馆建设总投资达101.9亿元，约比广州亚运会多出29.42亿元。^[7]

由于杭州亚运会尚未结束，相关组委运行经费还不得而知。但总体而言，基于更高的场馆建设支出和创新高的赛事规模，以及近十余年的通胀影响，杭州亚运会最终支出金额超过广州亚运会将是超大概率事件。

一场耗资不菲的赛事，会给杭州带来什么？是城市形象的提升，是城市基建的完善，是GDP的增长。据浙江省统计局推算，2016—2020年杭州亚运会赛前筹办阶段的投资，对杭州市GDP的拉动量约为4141亿元，占同期GDP的7.6%。

规模如此空前的国际大型赛事少不了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其保驾护航，第19届杭州亚运会组委会通过发布公告的形式启动杭州亚运会官方法律服务供应商征集工作；最终，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盈科”）、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观韬中茂”）、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炜衡”）等3家律所通过遴选，成为官方法律服务供应商，数量上甚至比北京奥运会组委会选聘的律所多一家（北京奥组委最终选定2家律所）。

“运用法治手段保障推进亚运各项筹办工作，是办好杭州亚运会的题中之意，也是办好杭州亚运会的重中之重。”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杭州亚组委副秘书长毛根洪表示，杭州亚组委一贯高度重视将亚运筹办纳入法治轨道，注重加强源头立法，推动出台《浙江省第19届亚运会知识产权保护规定》，为全面保护亚运会知识产权提供充分依据。

成为杭州亚运会官方法律服务供应商的3家律所都有参与奥运会相关法律服务的背景，在大型体育赛事法律服务和体育争议解决等专业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

作为国内头部规模大所，盈科充分利用全球化法律服务机构的服务优势，担任了2022年中国奥委会备战办、天津2019年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2008年北京奥运会（水立方、曲棍球、网球、射箭场）等众多大型体育赛事的顾问，盈科律师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等体育法规的立法工作。

盈科的底气来源于扎实的专业建设。盈科设有全国文化传媒与体育法律专业委员会，这是一个专注于文化传媒与体育领域，致力于为文化传媒与体育产业及相关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专业的全方位法律服务的专业委员会。该委员会前身是于2021年7月成立的盈科全国体育产业法律中心。

谭劲松

盈科全国体育产业法律中心主任

盈科全国体育产业法律中心主任谭劲松接受律新社调研时介绍，目前，盈科共接到杭州亚运会派单近200个，服务用时超过2000小时。盈科提供的法律服务主要侧重于相关协议文本的拟定、审查与翻译，就派单有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并提供处置建议，以及协助处理例如商标侵权、隐形营销、供应商违约等侵权、违法事项等。

通过此次亚运会以及过往多项赛事的法律服务经验，谭劲松总结了目前大型体育赛事法律服务的特点：需要组建涵盖不同专业背景的律师团队提供整体法律服务，专业背景覆盖知识产权、涉外、合同法、政府采购、招标、市场开发、隐私保护等领域，团队成员服务范围覆盖不同地域，工作方式包括派驻律师进驻亚组委与法务部共同办公，以及场外律师就分派任务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专门设有体育法律团队的律师事务所，观韬中茂曾于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为北京市政府奥运相关业务提供专业法律咨询服务，并成为奥促会法律顾问至今；观韬中茂也是国家体育总局奥运备战办公室、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以及政府体育机构和各级体育协会的法律顾问，并入选北京冬奥会公益法律服务团；观韬中茂律师也曾参与《体育法》等体育法规的立法工作。

麻侃

观韬中茂国际体育和娱乐法业务委员会主任

观韬中茂国际体育和娱乐法业务委员会主任麻侃表示，观韬中茂对第19届杭州亚运会的法律服务工作非常重视，结合过往经验和亚组委的实际需要，专门为本届亚运会组建了一支优秀的法律服务团队，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法律服务：团队由观韬中茂创始合伙人、管委会主任崔利国作为总负责人，负责人员选派、资源调配以及各办公室间的协调；作为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首批仲裁员的管理合伙人邹峻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由他负责具体工作分配和业务质量控制；身为观韬中茂（杭州）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的麻侃也在其列，他曾经担任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首席法律顾问，并受聘为杭州亚运会组委会法律顾问，能够在体育法、行政法领域进行协调和提供法律服务；针对亚运会法律服务的核心板块——知识产权，则由观韬中茂知识产权业务委员会主任李洪江、合伙人聂运锋领衔支持。

可以说，观韬中茂为杭州亚运会派出了律所的“梦之队”。截至目前，观韬中茂已处理100余次亚组委法律事务部派单，提供法律服务共计1239小时，团队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受到了亚组委的好评。

炜衡常年深耕体育法律服务领域，拥有一支经验丰富、专业高效、充满活力的综合型体育法律服务团队。所内成立了炜衡体育文化法律研究中心，专注于体育法律服务领域理论和实务研究，代理了领域内的多起经典案例。

2019年7月，炜衡参与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法律服务项目的招投标项目并成功中标，同年又成为杭州第19届亚运会组织委员会（杭州）官方法律服务供应商。多年来，炜衡为中国足球协会、中国篮球协会、中国羽毛球协会、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提供了专业高效的法律服务，并在上述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中担任相关专业委员会的重要职务。

炜衡不仅体育法律服务占据全国领先位置，所内更是常年组织律师开展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乒球、高尔夫、马拉松、太极拳等运动项目在内的体育活动。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炜衡代表北京市参加了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群众足球十一人制企事业组决赛阶段的比赛，这也是至今唯一一支参加全国运动会的律师代表队。

张小炜

炜衡管委会主席

炜衡管委会主席张小炜介绍，截至目前，炜衡共接到杭州亚运会派单91单，服务用时1162小时；审阅修改、翻译合同近百份，协助亚组委处置侵权事件8起，出具法律意见书约73份，制发律师函约10份，参与主题研讨与培训约9次，代理亚组委、亚残组委案件3起。

张小炜认为，三家法律服务商的服务方向其实并无特别区分，均在知识产权、涉外合同、其他合同等方面提供服务。炜衡的突出亮点在于迄今已代理3起案件，其中包括首例侵犯2022年杭州亚运会特殊标志及不正当竞争案：某房地产企业未经杭州亚组委授权，蹭亚运热度，擅自将“杭州亚运会”作为其旗下楼盘在某知名搜索引擎中的搜索关键词，侵犯了杭州亚组委的特殊标志专有权，杭州亚组委果断决策提起诉讼。本案由炜衡的周明律师代理，他准确研判法律、优选诉讼思路，最终法院判决侵权方向杭州亚组委赔偿90万元。作为国际性综合性体育赛事领域保护知识产权的第一案，本案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相信一定会起到广泛的警示效果和规范作用，从而进一步助力杭州亚运会的知识产权保护。

与我国体育行业整体呈现出快速向上态势相比，体育类的法律服务存在滞后的情况。我国体育类的法律服务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在2008年凸显，北京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特聘专家刘岩曾在介绍北京夏季奥运会的法律服务经验时表示：“熟悉奥林匹克法律事务且业务水平高的律师人数很有限，他们能力强、收费高。”北京奥运会由此成为体育类法律服务开始受到关注的转折点，律师在体育赛事中提供的法律服务逐步受到重视。2018年3月，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第八届、第九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在人大代表建议中提出，应聘用律师随中国参赛团队出征国际体育赛事。2021年7月，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的宫晓燕律师作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历史上首位随行律师前往东京奥运会。

虽然近些年体育法律服务行业受到持续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体育仍是法律行业里的小众领域。盈科和观韬中茂均表示，整体而言，体育类的法律服务在整个律所业务版图中所占比重有限；炜衡则将其视为业务体系中专精特新的位置，亦处于有待发展的阶段。在律所内部组建与体育相关的法律服务团队或专业委员会也是近几年才逐渐起步，且有此设置的律所是少数。

不断上升且复杂化的市场需求与体育法律服务行业的法律人才稀缺构成了供需矛盾。哪里存在不平衡，哪里就有机遇。据谭劲松介绍，盈科全国文化传媒与体育法律专业委员会正逐步建立“全国—各大区—各分所”文化传媒与体育法律专业委员会三级组织架构，形成全国一体化管理体系。未来，盈科将加强法律服务领域的专业化建设，打造法律服务产品，与体育组织、相关赛事主办方、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体育行业协会、培训机构、体育俱乐部、体育明星、体育器材制造商、体育产业投资机构进行广泛交流与合作，并提供相应的法律咨询服务，为中国体育强国建设以及体育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在麻侃看来，体育法律服务领域正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体育执法领域，体育执法手段更加丰富，更加体现对体育特殊性的尊重；在体育纠纷层面，正在形成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体育赞助领域，赞助商类型更加丰富多样；在体育新兴领域，电子竞技正成为一股新势力，其中的数字合规和技术创新保护法律问题亟待解决。针对最后一点，观韬中茂积极适应社会新的发展需求，专门成立了观韬中茂电竞法律服务团队。

在拥抱新变化的同时，观韬中茂将继续发挥在体育争议解决、体育赞助、大型赛事法律服务方面的优势，持续深入探索运动员权益、反兴奋剂调查、电子竞技、体育仲裁等领域。观韬中茂内部将开展多个业务线的互动融合，比如，可以针对著名运动员的商业价值开发与保障以及家族财富管理等需求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

张小炜指出，目前大型体育赛事的最特殊之处在于不仅体育运动项目众多，而且涉及众多各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同时还具备体育行业的高度自治性特点，从而造就了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综合性、复杂性和专业性结合的独特特点，主要面临着组委会收入损失风险、财产损失风险、人身意外伤害风险、体育知识产权风险、民事责任赔偿风险等等。因此，需要选聘大型综合性法律服务机构，指派具有丰富经验和高度责任心的专业律师为赛事保驾护航、赋能共赢，从而有效达到赛前防范、赛中预防和赛后维权处置各类侵权事件，积极妥善地解决各类复杂问题的目的。

未来，炜衡将以炜衡北京总所为样本，向各分所提供平台和支持；发掘、培养青年律师积极参与，成为后备及中坚力量；在目前已经成立的炜衡体育文化法律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将整合文化体育专业领域的律师和业务，合并为“炜衡文化体育专业委员会”。

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的发展战略，国家发改委表示，要充分用好大运会、亚运会等各类赛事活动，发展文化、体育消费。^[8]

目前，体育产业位居美国十大产业第六位，位居日本主导产业第二位。体育产业不是体育部门的产业，而是全社会的产业。未来十年，体育产业将成为带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创新驱动、就业保障的重要战略性产业，是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建成全面小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出台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出，到2035年，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

近年来，我国除了有序开展《体育法》修订工作外，一系列体育改革和发展政策也陆续出台，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如《“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就提出了“体育法治水平得到新提升”的主要目标。中国体育法经历了从行政性到社会性、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变。

体育行业的飞速发展叠加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改革，都对相关法律服务提出了新要求。谭劲松指出，大型赛事对律师的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平、专业背景以及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服务团队具备较强的突发事件应急服务能力，整个服务团队要具备较强的协同及管理能力。

由于新型体育项目的不断涌现，根据张小炜的观点，未来对于体育法律服务人才的要求会向跨界融合、一专多能的方向发展。综合性专业律师人才将是未来体育法律服务的优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