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指数是律师服务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指标。

长江中游城市群，坐落于我国中部地带，承载着沟通东西、融汇南北的战略要义，是推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的核心支撑力量。其疆域辽阔，土地总面积覆盖达31.7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3.3%。截至2022年底，该区域人口集聚效应显著，常住人口规模已接近1.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达到8.5%。

在经济领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2年末，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总量突破10.1万亿元大关，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达8.9%，位列全国各大城市群经济排名次席，仅次于长三角城市群。值得一提的是，核心城市中的武汉与长沙已跻身“万亿俱乐部”，经济规模稳居国内城市前列。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崛起，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我国整体经济格局的优化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城市，以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南昌都市圈为主体，构建了特大型城市群的空间布局。其规划范围广阔，覆盖了湖北省的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襄阳、宜昌、荆州、荆门等城市；湖南省的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底等城市；以及江西省的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新余、宜春、萍乡、上饶、抚州及吉安的部分县（区）。

长江中游城市群前身为武汉经济合作区，自2010年左右引入城市群概念后，逐步发展成为以武汉为核心的区域性合作体。该城市群作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关键力量，以及巩固“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的重要节点，肩负着推动长江中游地区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使命。这一规划旨在实现城市群内部的协调发展，提升整体竞争力，为长江中游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表1：长江中游城市群相关政策规划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泽平宏观

长江中游城市群地理位置显著，坐落于产业自东向西的过渡地带，既肩负着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重任，又需发挥在中西部产业升级中的引领作用。从产业构成来看，长江中游三省均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据较大比重，且工业结构以冶金、机械、煤炭等重工业为主；相比之下，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约为50%，这一比例明显低于国内其他四大城市群。

具体而言，武汉、长沙、南昌这三大核心城市已构建起了“1.5小时城际高铁交通圈”，使得城市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这三大核心城市通过辐射周边地区，形成了“三圈”的经济产业规模化发展格局。

此外，“三带多节点”的合作模式也在积极探索中。以湖南岳阳、江西九江、湖北咸宁为例，这三个城市地处长江沿线，早在2012年便共同签署了《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及《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旅游业合作协议》，为区域合作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协调机制已初步确立，然而，由于各省份发展策略各异、行政及地理区隔明显以及体制机制障碍的存在，城市群的一体化水平尚待进一步提升。

首先，各省份之间的发展思路和战略方向与目标呈现出显著差异。湖北省致力于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湖南省积极融入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江西省则提出了主动对接长三角的战略布局。

其次，行政和地理区隔对各省及城市群内部的交流合作形成了制约。长江中游城市群横跨三省，区域间存在山地阻隔、沟通不畅等问题，这无疑加大了彼此间协调的难度。

最后，专项机制尚未实现统一。尽管长江中游三省已设立“三省办”，但针对城市群发展相关事项的专项机制尚未实现常态化和制度化运作，其在落实重大决策、推进重大项目方面的功能尚需进一步完善。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中部地区的国有企业经济规模显著偏大，在特定领域内呈现出一定的垄断态势，这使得政府和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时更倾向于支持国有企业。相对而言，民营企业在该地区的规模相对较小，尚未形成紧密协作的产业链体系。此外，中部省份的企业在省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也相对较少。 

图1：中部五省国有企业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3

根据武汉市司法局的数据，截至2023年12月，武汉有律师事务所577家，较2019年年底增长40.73%，全市拥有执业律师100人以上规模的律师事务所14家，50人至100人规模的律师事务所24家，30人至50人规模的律师事务所32家。

表2：武汉市规模（人数）排名前10位的律所

数据来源：司法部（截至2024年5月20日）

但当下，武汉法律服务市场仍旧有很明显的“传统”色彩。律所需要在市场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优化升级。近几年武汉的经济发展显而易见，同时很多大型企业已规划在未来几年内对武汉进行高达数千亿元的投资，这必将产生巨大的非诉法律服务需求。武汉经济发展催生了资本市场业务的活跃，经济类法律案件是当地律所的一块必争之地。武汉法律服务市场必将迎来转型和变革。

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主任胡涛曾在接受百度访问时对武汉的法律服务市场和公司的业务布局作出如下观察：武汉法律行业有500多家律师事务所，律所体现出来的状态是大而不强，和武汉GDP的发展不匹配。

未来，武汉法律服务市场需要从传统律所向新型律所转型，实现跨越式发展，积极跨界整合和向外拓展，引领律师在金融、互联网大变革时代抢占先机。目前，伴随产业结构升级，律师的业务理念也正在转变，服务新兴经济业态的法律服务正在不断涌现；此外，突出的经济地位、相对全面的市场结构、丰富优质的人才资源，都是武汉在中部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优势。

郑州市近年来被冠以国际物流中心、国际航空大都市、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等“新头衔”。

河南“十四五”文件中，提出联动建设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战略，依托陆桥通道和黄河纽带，加强郑州、洛阳与西安的联动发展，深化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的合作，培育全国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等等政策支持均为河南律师行业发展及律所区域化布局提供了良好契机。从律师大省到律师强省，是河南律师队伍发展前进路上的必答题。

立足郑州并依托其资源和区位优势辐射中原，成为诸多品牌化律所在郑州设立分所、拓展业务的优先选择。根据司法部数据统计，截至2023年底，在郑州设立分支机构的外来律所共106家。其中，总部位于北京的律所有57家，位于上海的律所有20家，总部在河南但不在郑州的律所有14家。郑州执业律师50人以上的律所共53家，其中外地品牌所21家，在郑州的执业律师总数为2585人，占据以上53家律所在郑州执业律师总人数（6035人）的42.8%。21家执业律师50人以上的外地品牌所中，有14家来自北京，在郑州执业律师数量共计1765人，占据外地品牌所在郑州执业律师总数的68%。

郑州全市法律行业仍然面临高端业务拓展不够、县域律师资源匮乏、涉外法律服务发展缓慢等问题。在郑州本土所中，其分所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规模实力相对薄弱。郑州律师行业总体发展现状是品牌输入明显强于输出。当然，这也是二线城市律师行业发展的普遍状态，是与城市发展规模和影响力相匹配的。

作为中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沙律所在市场拓展和人才引进等方面亦面临着诸多共性难题。在新的服务产品和模式推广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契合客户需求与可接受度，实现二者的有效磨合，是长沙律所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同时，引进具备成熟经验的服务人员和团队亦面临挑战，中部市场的需求量与收费标准相较于一线城市尚不具备显著竞争优势。

创新的核心挑战在于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律所管理者和律师对行业的理解深度将直接影响服务的质量和效果。此外，在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兼具法律、IT和AI算法知识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更显稀缺。

湖南地区的大部分律师主要服务于C端或小型B端客户，且从事传统法律业务的人员占比较大。在“后疫情”时代，市场受到冲击，律师在应对行业“内卷”的同时，业务创新提上日程。

表4：长沙市规模（人数）排名前10位的律所

数据来源：司法部（截至2024年5月20日）

2022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复了《长株潭都市圈发展规划》。同年3月22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该规划，标志着长株潭都市圈成为继南京、福州、成都之后，全国第四个获批的都市圈，同时成为中部地区首个获得都市圈发展资格的都市圈。

根据规划内容，长沙、株洲、湘潭三地将基于各自的特色产业定位，分别建设“创新谷”“动力谷”和“智造谷”，并致力于在长株潭地区形成计算产业的集聚效应，从顶层设计上有效避免资源重复配置和内部恶性竞争。

相较于其他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在产业上呈现出较强的互补性。长沙作为全省的科教文化和服务业中心，拥有工程机械、汽车制造、家电、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优势。株洲作为京广铁路和沪昆铁路的重要交汇点，其电力机车、航空航天装备等产业具有显著地位。湘潭则以旅游业发达著称，主导产业涵盖钢铁、机电设备制造、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以及农产品加工等领域。

当前律所的规模化思路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在省内进行区域内的规模化发展，二是突破地区限制实现跨区域发展。

在区域内规模化发展方面，为更精准地分析各地级市的战略重要性，律新社研究中心依据人口数量、GDP总量、律所数量以及律师人数等多项关键指标，对各地级市进行了排序。

表5：湖南省各市、州开设分所价值

数据来源：湖南省各市、州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司法部；全国律师执业诚信信息公示平台（截至2024年5月10日）

针对具备战略重要性的地级市，除了实施分所覆盖策略外，亦应确立最低律师人数目标，以确保法律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优化对重要地级市的覆盖策略，律所在实行规模化发展的过程中也需制定具有吸引力的人才加盟政策，吸引更多优秀律师加入。此外，还应优化区域内城市间的内部市场和作业协同机制，以提高整体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中部地区律所有机会将视野拓展至全国范围内更为广阔的空间。针对中部地区律所的跨区域发展，结合实际情况，应重点考量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为确立域外规模化的发展目标及实施节奏，需进行细致的规划。

◉构建一套完善的全国性扩张机制，包括分所的设立流程、投资策略以及资源分配原则，以确保分所建设的规范性和高效性。

◉在考量将总部迁至一线城市时，应审慎分析此举的潜在优势（如中联、中豪、万商天勤等律所的实践案例），并深入探究为何部分律所尽管实施了总部迁移策略，却未能超越将总部留驻本土的律所（如泰和泰）在业绩上的表现。通过对比分析，结合本律所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目标，制定出符合自身战略需求的扩张规划。

◉同时，需明确律所的定位属性，是侧重于分布式运营模式（如大成、国浩），还是倾向于一体化集权式管理（如兰台），或是结合分布式与集中运营型的特点（如中联、盈科），以形成清晰的发展路径和竞争优势。

法律服务的业务领域可以划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横向维度指的是专业领域，律师通常倾向于根据此维度来区分不同的业务领域。纵向维度则涉及行业领域，律所作为整体具备条件按照此维度进行业务布局。

对于企业而言，行业级的一站式法律服务具备显著优势。因此，律所行业化的布局与发展已成为当前的趋势。对于律所而言，应当以分所为单位来审视行业化布局。具体而言，律所应紧密结合本地经济结构，制定有针对性的行业化布局策略。

在湖南省部分城市的行业化布局中，律所可着重关注以下几大行业方向：

对于长沙市，应优先布局科教文化产业，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并着力推进工程机械、汽车制造、家电、电子信息、新材料以及生物医药等产业的布局与发展。

对于株洲市，应优先发展电力机车和航空航天装备两大产业，推动其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

对于湘潭市，应优先布局旅游业，同时积极发展钢铁、机电设备制造、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以及农产品加工等产业，以满足当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需求。

数字化系统不仅旨在简化管理、作业、分配与决策流程，更应具备有意识地留存作业数据和过程数据的功能。这些私有数据是智能化发展的基石，对于推动智能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法律服务的智能化”概念，需要有深刻而全面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将直接影响律所是否选择走上智能化发展之路，以及智能化能力是采取自建方式还是外部采购等不同的决策结果。而不同的决策结果将深远地影响律所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前景和长远竞争力。

从律所的管理层面来看，实现管理流程的数字化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从律师个体的角度出发，作业系统和工具的数字化同样至关重要，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中部五省应紧紧抓住下沉市场与新兴产业法律发展的机遇，此举对地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除武汉、长沙等核心城市外，宜昌、襄阳、十堰等地区的产业经济亦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地市州亦展现出更多的发展机遇。为应对此形势，众多中部地区的本土律所开始积极下沉，设立分支机构，以抢占新兴市场，推动法律服务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中部地区的律师而言，可充分发挥其显著的知名度优势及本地网络连接能力，积极拓展中部法律服务市场，在传统优势业务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的同时，不断积累力量并致力于新业务的拓展与深耕。同时，通过科学的机制来确保法律人才的储备与培养，加强内外部业务合作，也是律所在内部建设方面需要落实并不断精进的另一个主题。